◎ 簡義明 圖 ◎ 江正一
目前西方流行的文學理論中，因為全球化潮流的影響，許多理論裡面已經摻雜有第三世界的思考，跨國與理論旅行的問題，已經讓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沒有所謂「 純粹性」的問題。

「鄉土」意謂著什麼？
簡義明（以下簡稱「簡」）：在〈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一文中，你隱約批判一九八○年代後，被「政治正確」綁架後的「鄉土」寫作已變成教條、窠臼，並指出諸如林燿德、李永平等書寫其他「鄉土經驗」的特殊處，我想要請問的是，從世紀末到新世紀初，你認為本土論述的霸權依舊存在嗎？如有，存在於哪些痕跡中？在台灣，晚近的小說或作者有無提供了較好的「鄉土」書寫，值得品味、觀摩？「鄉土」在未來還能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價值與創作題材嗎？
王德威（以下簡稱「王」）：我覺得所有的文學在某種定義上都算是「鄉土文學」，不過在舊的論述語境下，當我們談到「鄉土」，不免會聯想到農村與一九七○年代，那個鄉土文學浮上檯面的年代。在〈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這篇文章中，我想要指出的是，有一些作品的鄉土經驗是異質性的，難以歸類的。以李永平的例子來說，土地是不是一定要固著在台灣？是不是一定要用實證性的方式來檢驗鄉土的純度？憑什麼說東方白在加拿大寫《浪淘沙》就是鄉土小說，而李永平在台灣寫《吉林春秋》就不是鄉土小說呢？如果作家從小就是生長在台北市，他不能說城市就是他的鄉土，就是他想像的原鄉嗎？
這是目前台灣文學的一個瓶頸，總是要在寫作與研究之前設置一些理念符號，用這些符號來召喚我們對鄉土一些約定俗成的觀念。
又譬如說張貴興這個作家，他在台灣落地生根，但他寫的是馬來西亞，不過這鄉土卻是因為他在台灣這個位置才被喚起，他最近在連載的長篇小說︽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就讓兩條線索、兩個鄉土並行，這個寫作用意在我看來，是張貴興體認到，如果他不能召喚台灣，他就不能召喚馬來西亞。
至於本土論述的霸權問題，我倒想提出一個蠻反諷的觀察，最近我們看到多少鄉土小說？可是那個狹義的實證的鄉土魅影依舊存在。從前兩年文學經典的選拔過程裡，就讓我們看到這個角力的痕跡。
簡：可是，這個事件讓我們看到的反而不是本土的霸權，而是另一種聲音的主導，本土文學社群似乎是被壓抑的一方？
王：就是在這樣激烈的衝撞之中，才讓我們有機會去檢測怎樣的發言聲音代表了一種強勢與主導的權力，這個過程反而是最有趣的。台灣象徵體系的錯亂真是令人眼花撩亂。最有權力的人也是最受箝制的人。所以我會對「霸權」這兩個字的使用更謹慎一點。
還有，我最近也特別留意台灣的原住民小說，如果要比正宗的話，漢人，不管是哪一個族群，又豈能跟原住民比較，成為鄉土的源頭呢？但舞鶴小說《思索阿邦•卡路斯》中的魯凱族呈現的卻是變動中、被迫遷移的鄉土，那個原初的地景早已消失，當舞鶴用漢人的立場去書寫原住民族的命運，我們應該怎樣去判斷這樣的書寫算不算是霸權呢？會不會自作多情或自以為是呢？這其實是強調「多元文化」的今天很大的一個挑戰。
簡：這也是當我讀到不管是哪一個立場的論述者在談及原住民文學時，一直令我不安的原因，到底這些論述是體貼、還是策略？這也是當我讀到林燿德的《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時一直無法融入的原因，難道寫到原住民、寫到「二二八事件」之前同時並存於台灣的異質時空，就算是重寫歷史？更接近真相了嗎？還是這不過是一種膚淺的、平面的後現代歷史觀？
王：你講得沒錯，林燿德是用技巧在展示一切，從一個最烏托邦的角度來說，一個好的作家雖然沒有身歷其境，但應該可以透過想像進入到書寫對象的生命情境中，不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就是造成作品藝術性好壞的重要關鍵。我願意再用舞鶴的例子做一個辯證的思考，為了寫《餘生》，他到原住民的部落住了兩年，田野經驗相當豐富，不過他書寫原住民題材的小說其實是非常現代主義的，他是有意用來處理、解決自己生命處境的問題。這裡舞鶴非常自覺的凸顯自己的權宜的，甚至「一廂情願」的位置，而又進一步的凸顯他書寫對象｜｜泰雅族原住民｜｜也只能占有的權宜的位置。
但我認為鄉土文學沒有不存在的理由，只不過，它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只是讓金水嬸、甘庚伯之類的人物成為主角而已。我很期待在未來的幾年看到不同面貌的新的鄉土小說的出現，像寫澎湖的陳淑瑤，還有賴香吟等，可能都是蠻值得期待的新秀。鄉土文學的寫作的確到了一個關卡，不管是作為一種想像的憑藉，還是創作的寄託，它都有太多的東西牽引著我們。就我所知，像施叔青她現在住到美國去了，可是又重新去寫她的故鄉鹿港，她說想要運用大量的史料來作為寫作素材。舞鶴也正在書寫他的淡水經驗。我們必須等待。
文學行動的實踐版圖：
翻譯與出版
簡：這幾年你致力於台灣文學外譯，並已獲致不錯之成績，如鄭清文小說之獲獎，能否請教你有無更具體、遠見之計畫，藉由外譯，將台灣文學推向怎樣的國際舞台？
王：任何一個外國文學要在西方的學術界（尤其是以美國為重心）與英文市場推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很感謝台灣的媒體與學術單位的熱心與鼎力支持，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必須知道個人能力的限制，做我自己能做的，我們跟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的「現當代台灣文學翻譯計畫」第一階段的十本，包括前衛的作品，如張大春的《野孩子》、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到正宗的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李喬的《寒夜》等，我們想要呈現豐富、多元的台灣經驗，第二階段的規畫也即將展開，以一個美國的大學出版社而言，他們真的覺得這一批譯作品質相當的理想。像張大春的《野孩子》，也登上了《紐約時報》和英國《經濟學人》的書評版。這些書評作家每個月會收到千百本的新書，我們所翻譯的書會躍上這些版面，代表著品質的卓越。在銷售數量上，每一本大概也都有五千到一萬本左右的數字。不過，我們最在意的還是這批譯作的翻譯水準，採取絕對高標的品管準則。不能去問立竿見影的文學效果，這是一場漫長但必須堅持的工作。
簡：這些翻譯在每本書前也會附上一篇如麥田出版社「當代小說家系列」那樣的長篇導讀嗎？
王：恰恰相反，在出版社的建議下，我們只會在前面用篇幅簡短的說明，交待小說的背景，我們不想影響讀者接近這些小說時的思考，讓好的作品自己來說話。比如說李喬的《寒夜》，我們只有在書前附上一些關於客家人的習俗與相關歷史背景說明。
簡：就你所知，大陸當代文學的英譯也是有系統的在進行嗎？
王：不，我們做的比他們有系統多了，大陸小說的翻譯雖不算少數，但目前是以零星、單點的方式在進行，如果有譯者看到有趣的東西就會挑來翻，像最近《上海寶貝》特別紅，所以就一大堆人要翻譯。因此，水準很難控制、參差不齊。
簡：你似乎介入台灣的現代文學與學術出版機制頗深（尤其是麥田），前陣子城邦總裁詹宏志已有進軍大陸與整個華文市場的具體動作，請問你在未來的自我定位與規畫中，這部分有無包含其中，具體的可能作法為何？
王：我覺得出版業的整合是勢在必行，我們的位置在台灣，但市場與目標的眼光確實應該向外，成為華文出版市場的重心。但首先必須讓別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很珍惜目前能夠策劃一些書系的機會，這都應該感謝麥田的陳雨航先生沒被商業潮流掩蓋的理想性與獨到眼光。我目前也在幫上海文藝出版社編選當代台灣作家選集。所以華文文學市場的版圖確實開始逐漸成形，我們不得不正視，最好是主動面對，用好的品質證明我們的實力。
專業的研究也是一種「介入」
簡：你在美國學術界中，可謂台灣文學發聲之翹楚，除了作為西方學界與島內台灣文學研究的橋樑與中介外，請問你對於自我之學術定位還有無另一層面的思考，諸如你在哥大的同事薩依德一般，做一個更加「介入」的知識分子？或者將台灣或華文文學的經驗研究回饋至西方批評，創造出屬於現代華文獨創性的文學理論框架，而不只是我們不斷追逐著諸如舶來的「後殖民」、「後現代」、或者「文化研究」等範式來論述在地材料？
王：「介入」的方式應該有很多種，我認為以我的個性與願意著力的方法來說，做好研究的「專業性」是比較能夠勝任的一種「介入」方式。並不是說參與示威、社團活動或者是偶爾寫一篇感時憂國的政論就叫做「介入」，對我而言，保持一種清醒而警覺的研究視角，釐清學術與外部的批評距離，生產好的學術作品等等，都可算是一種「介入」。如果我能扮演好這個角色，依舊能夠對文化產生正面的影響。
至於對第二個問題的回應方式我從兩個角度來說：首先，目前西方流行的文學理論中，因為全球化潮流的影響，許多理論裡面已經摻雜有第三世界的思維與聲音，跨國與理論旅行的問題，已經讓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沒有所謂「純粹性」的問題，因此思考這樣的問題時，要考慮的應該不是用一個巨型理論取代另一個，而是修正、反轉的操作問題。
其次，當這些理論進入到本土材料的解釋過程中時，有原創性的研究也已經在改造、重寫原有的理論框架了。當第一世界主流的知識分子用崇高的位階來掩蓋異質性的問題時，這只不過會讓人容易看穿他們的侷限。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批判性的轉化。此外，近十年來，西方的文學理論也陷入沉寂，已經很久沒有新的理論話語出現，其實這也是一個契機，重新返回紮實的文本研究之開始。我們需要細膩的、專業的好研究來累積實力，台灣文學研究目前在學院內方興未艾，不過，我們都需要更努力的來豐富這個學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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