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簡義明 圖◎江正一

從台北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研究所任教的王德威教授每隔一陣子，就會帶來新的關於台灣文學的思索與行動，對著故鄉的朋友與讀者喊話。不管你同不同意、欣不欣賞他一貫地廣闊的「華文文學」視野下的論述，我認為，比較好的對應方式應該是深入的對話與討論，這不只是為了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術積累，也是學界亟待培養的風氣。任何疆界的劃出與給定都是洞見與成見的起點，也是論辯的開始。我們就是在六月、木柵的指南山麓這樣的開始。
理性話語下的「獸性」
簡義明（以下簡稱「簡」）：你一直致力於傳統文學主流論述外的可能與挖掘，從老舍到王禎和的笑謔傳統，還有反共文學的新讀法、新定位，就目前所進行的研究計畫中，請問你還在致力於哪個新視角的開拓？並請問有無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計畫？
王德威（以下簡稱「王」）：對於你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我想可以目前手邊即將完成的一本書來加以回應。這本書的問題意識是「小說怎樣來見證及介入歷史」。經過二十世紀的動盪，我很有興趣的是「官方掌控的歷史怎樣和小說中的歷史相互滲透與對話」的問題。這本書籍的書名《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如以中文來翻譯的話，姑且可以「歷史與怪獸」來命名之。當我們在討論「現代性」與文學之間的關係時，基本上是以啟蒙、革命、理性這個脈絡為支撐話語下的建構。但所謂的「現代性」也有很大的一個層面其實充滿非理性的弔詭，暴力與始原衝動。
一九○六年，魯迅看到一張日本軍官砍下中國人民的頭的幻燈片。當魯迅見到人頭落地的場景時，他深深震動了，並認為文學應該要有改變民心的使命感，自此以降，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就被納入此一感時憂國的論述話語中。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把視野與時空拉長，會發現魯迅不是第一個看到這個問題的，回溯到晚清，當時有一部小說，連夢青的《鄰女語》，這裡面有一個場面是，一個讀書人北上山東，走進一個「桃花林」，發現遠遠所見的桃花全部都是人頭，這些人頭是在「義和團事件」時被袁世凱砍下來的，作者對於這個社會現實的解決方式就不是像魯迅那樣，他反而是要回到傳統、恢復「孔教」。我就是希望將小說中類似的主題追溯到更早的源頭。暴露中國文學現代性興起的暴力因素。
另外，在時間的幅度上，我也希望能有一個更大的跨越。當代的台灣小說家舞鶴，在其小說《餘生》中，出現了泰雅族人將日本人的人頭砍掉的情節，那時的台灣，一九三○年代期間島內漢人對日本殖民政權的反抗已逐漸平息，然而，遠在中央山脈深處的泰雅族卻有如此激烈的行為。舞鶴這樣的安排恐怕得讓我們費盡思量，他是要將之當作近年來本土化運動中國家話語的一環？還是說，舞鶴在此展現了一種辯證的思考，認為此儀式不過是原住民的出草儀式，是島上原住民在那個時空，所展現的一種生存姿態，未必與國家或殖民勢力有簡單的邏輯關係。這些角度，事實上都是延續著我過去一貫的思考，把問題複雜化。
接下來，我順便可以回應你這個問題的第二個層面，你問我有無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計畫，嚴格來說是沒有。不過，台灣文學「史」的發展，總是在我思考廣義的「華文文學」的範疇中而展開，這可能跟我的理論背景與所處的學術位置有密切關係。我是從台灣出來的，怎麼可能不去關懷我出身的社會發展出來的文學現象，但同時我也相信，唯有讓這種思考方式成為構思台灣文學史的其中一種面向時，我們的視野才會更豐富。
簡：也就是說，你對於台灣文學史的編撰方式的思索，不會跟陳芳明教授在進行中的一樣？
王：可能不會。原因在於，我認為在文學史的事實中，充滿了太多的線索、衝突與矛盾，很難用一個順時序的邏輯的框架所能推衍清楚的，因此，我的文學史思索與實踐方式，比較是以「反思」文學史的意義為前提。歷史有如怪獸一般，非理性的、難以歸納成分總是存在的，我所處理的重點是偏重在這個層次上。我也關心生命與文學想像交錯的某些切面。比如在我處理過的〈三個飢餓的女人〉這篇文章中，探討了路翎、張愛玲與陳映真這三個作家如何在共產革命的論述裡，將「飢餓」如何左右女性的命運給撐展開來，與作家本身的歷史經驗錯綜交雜；還有詩人「自殺」這個主題，這次我所發表的論文將討論的施明正，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認為，看待施明正的死亡，如果只是以「白色恐怖」或是政治高壓等外在因素來解釋的話，那會過於簡單，辜負施明正這樣的死亡。
在我的新書中，還有一個章節在處理「鬼魂」或魂兮歸來的現象。世紀末兩岸四地（台灣、大陸、香港、馬華）的小說創作中，鬼影幢幢。這其實是一個嚴肅的課題。二十世紀初以來，現代小說的傳統中有一個很主流的「身體政治」傾向，在新文學論述裡，小說始終和強國強種、革命體魄等字眼聯繫在一起。但到了世紀末之後，這樣的話語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另一種圖像，我所關心的是，小說中的「鬼魂」是在怎樣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中出現，它又跟寫實傳統呈現著怎樣的對話姿態與張力？
基本上，這本書中的每一個章節都觸及了歷史中的某些主題與「關鍵年代」，但在梳理之後，我又把這樣的「關鍵年代」給打破掉。每一個時空都是反關鍵的時空，每一個創作時刻才是關鍵時刻。
簡：延續著上一個問題，因為致力於挖掘新傳統的結果，所以在你出版過的論文中，甚少看你提到三○年代大陸與台灣的左翼傳統，請問，這是你有意的忽略還是有其他考慮？或是說，這跟你的美學思考與評價有關？
王：我去年寫過〈革命加戀愛〉這篇論文，處理了左翼傳統中作家如何書寫色相情慾、意識形態、政治行動的關係，我希望將「公領域」與「私領域」中不斷交錯的過程處理得細緻一些，比如說有一個作家叫白薇，她是為了戀愛才去革命的，不是因為革命才去戀愛，在愛到最極端的時候，她從她的愛人，也是一位左翼的詩人楊騷身上傳染了淋病。彷彿為她的政治、情慾探險，付出身體的代價，這種環繞在愛情、疾病與政治之間的糾葛，是我極有興趣的命題。所以我想，雖然左翼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一個重要的傳統，但以往從制度史、作家的思想風格等等方式去進行的研究似乎已經走到一個關口，也許從不同的路徑還能挖掘出新的可能出來。
不過，你確實提到了我忽略的一個文學傳統，那就是日據時代台灣的左翼文學，從賴和、楊逵到呂赫若，尤其是呂赫若，我對他特別有興趣。這部分我讀的有限，又找不到一個異於當前其他研究範式的著力點，所以在我目前的研究範疇裡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成績。
簡：這會不會因為還觸及了一個對文學史傳統認知的不同，對於台灣本土的研究者而言，如果要處理戰後的作家，如李喬、鍾肇政，沒有上溯到賴和、楊逵是無法想像的，可是在你的文學史想像中，這不會構成問題，因為你可能會把李喬跟魯迅或是老舍擺在一起讀？
王：也有可能，我希望用一個更大的華文文學的框架來看待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
文學史的疆界、合法性與合理性
簡：順著這樣的思考，我想請問的是，當你以「華文文學」的框架，來評價兩岸三地的小說時，在文學史的銜接上，經常有跨越疆界與時空的思考，諸如將司馬中原與朱西甯的「鄉土經驗」下接至八○年代大陸的尋根派，請問這種文學史思考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基礎如何可能？這樣的論述方式會不會削弱作家、文本在原本的文學與文化脈絡中所承載的意涵？
王：我同意你所說的，將作家與文本放置到一個確實的歷史脈絡中去作細膩解讀與論證，這是任何文學史研究的起點。但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強調的是，在文學史的編作中，斷裂性總是存在的，文學史家永遠只有後見之明。在這樣的層次上，我如何找尋一個策略性的位置，來凸顯我自己的關懷，這是一個專業讀者交付給自己的責任。歷史的層次千絲萬縷，很多意義是作家自己想不到的，也許批評者能提供更多的線索與角度來豐富這些文本。在斷裂性與連續性之間存在著太多可能，這永遠是個挑戰。而我的用心也不只是在凸顯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對話而已，最近我對馬華文學特別有興趣，去年也去到馬來西亞，從一九五○年代到現在，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也累積相當多作品了，當然還有香港，這些作品逼使我不斷重新去審視、畫定變動中的文學版圖，而這樣的疆界應該跟政治地理上的認定是有所出入的。
我們不管是把文學當作象徵性的資本或是文化資本，文學的流傳與影響力在很多地方是你想像不到的，至於「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基礎，是需要不斷被討論的。每一次的書寫都要經過這樣的檢測，在一個研究中，解讀策略的合法、合理與否必須在個案中去證成，辯證地去思考。
你提到文學的「合法性」，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所謂的「合法性」並不只是在這裡所談的論述效力問題，而是說文學與法律的關係，文學批評術語裡所談的「再現」（representation），represent 這個詞在英文裡也是「代表」的意思，怎樣的作家與作品能代表什麼？這背後可能牽扯了權力關係的競逐過程。因此，「合法性」是建立在不斷被協商的過程中。
(待續)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