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毅恆
高羅佩的學術研究，的確帶著感情色彩：親華色彩。
他認為在中國春宮畫及房中術中，
「看不見西洋人種種暴虐詭異的反自然病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西方對傳播中國文化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恐怕要算荷蘭人高羅佩（Robert Hansvan Gulik,一九一○至一九八二年）。他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說（Judge Dee Mysteries）影響遠超過任何中國研究著作。非學術圈子裡的西方人，他們了解的中國，往往來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說在西方雅俗共賞，影響不限於只讀通俗小說的俗眾：伯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長貝林教授研究中國法制史，就是從狄公小說入手的。我這本小書不寫漢學家，但是寫到影響遠遠超出漢學圈子的兩個人，一個是翻譯家韋利，另一個就是這位奇才高羅佩。
　高羅佩父親是荷屬東印度的軍醫。高羅佩一九一○年出生於荷蘭，但是五歲起就到雅加達上小學，小時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對中文產生興趣。讀高中時，就開始學習梵文，十六歲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個學農業的中國留學生教他中文，後在萊頓與烏特雷支大學攻讀中文，日文，藏文、梵文、連後來學的，「通」十五種語言。
　上大學前，他已經參加編輯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文字詞典，學士論文是《如何改良荷屬東印度有關華僑的法律》，這個問題至今未能解決，可見才二十歲的高羅佩眼光之遠，也看出他對中國人的同情由來已久；他的碩士論文是米芾《硯石》英譯，二十五歲以中日印藏諸民族的「拜馬教」考證，獲得博士學位。高羅佩之博學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興趣太廣泛這「毛病」也早就明顯。
　一九三五年高羅佩畢業後，入荷蘭外交界供職，主要任職於遠東各國。他自己說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職業，工作卻只有暫時意義；漢學是他的終身事業，學術有永久價值；寫小說是他的業餘愛好，是消遣。我個人覺得高羅佩的外交官生涯並無特色，在東南亞不斷調任，他自己深以為苦。唯一覺得日子過得有意思，是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為荷蘭流亡政府任駐重慶使館一秘時，當時重慶中外文化人雲集，他如魚得水。此後他兩度使日，正合他收集中國文物的目的，也是高興日子。高羅佩雖然一九六七年五十七歲英年早逝，但是一生事業著作極豐，興趣愛好更是三頭六臂：他是名士派頭藝術家收藏家，代中國人發展國粹的公案小說家，業餘勝過專業的重要漢學家。
　先說高羅佩的藝術愛好：他琴棋書畫無不擅長。二十歲開始練書法，終生不輟，他的「高體」字獨有一格，風姿高邁，中日專家均能識別；他曾從葉詩夢學古琴，並在重慶與于右任、馮玉祥等組織「天風琴社」，有英文專著《琴道》；追と中國古琴流傳日本的歷史，他發現了將曹洞宗帶到日本的禪宗大師東皋心越的大量資料，一九四四年在重慶出版《東皋禪師集刊》，為近世佛學史補缺之著；曾學圍棋，未知最終達到的段位；曾學中國畫，譯陸時化《書畫說鈐》；曾考證中國文獻中的猿（gibbon），並親自養猿觀察，做《長臂猿考》；能寫中國舊體詩詞，曾與郭沫若、徐悲鴻等唱和，齊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畫，常有他的上款；曾學治印，歷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譜，齊白石題名；一如中國名士，雅號，筆名奇多，換一個就刻章；中國文物書籍收藏頗豐，並且大有收藏心得，一九五八年出版五百多頁的巨著《書畫鑒賞匯編》教洋人如何辨別真贗中國文物，並且依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說明什麼是假貨，很有自知之明。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君子求淑女：抗戰時期在重慶任荷使館一秘時，與時任使館秘書的水世芳女士戀愛，水為張之洞外孫女，名門之後，齊魯大學畢業。在重慶舉行一西一中兩次婚禮，賀客盈門，多為中西文士，他和學路相近的李約瑟多年友情，就是從重慶婚禮席上開始的。
　高羅佩在重慶時，讀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驚奇地發現中國讀者耽讀西方三流偵探小說的三流翻譯，卻沒有看見自己歷史上有出色得多的偵探小說。他把《四大奇案》翻譯成英文後，就襲用其主人公狄仁傑，用英文寫了本《銅鍾案》，原擬用英文作為稿本，再寫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其時一九四九時，中國出版界顧不上狄仁傑，日本出版商認為此書把幾個和尚寫成壞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險，危及戰後敏感的社會關係。因此此書最後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後大獲成功，一發不可收，高羅佩只能再寫四本，《迷宮案》，《黃金案》，《鐵釘案》等，合成一組，此為初期《狄公案》。高羅佩本準備就此歇筆，此後也好幾次宣布封筆，但是廣大讀書界歡迎，出版社不斷施壓（這是高羅佩一生唯一賺錢的一套書，其餘均是賠本），只能再接再厲，共寫了十三本狄公小說，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卻罷不能了。
　這些小說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鬼鬼祟祟的私家偵探福爾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結合：幽默開朗，時有俊語；智慧機敏卻不矯飾；清廉剛正卻不拘泥古板；喜歡女人卻不失度；而且文武雙全，緊要時還能挺劍格鬥幾個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顢頇，只求升官，不問民間疾苦。而地方上的獄吏捕快則腐敗墮落，與犯罪集團沆瀣一氣，魚肉鄉民。狄仁傑在這一片混沌黑暗的陰謀暴行中堅持正義，對抗罪惡，卻並不擺出一副怨天尤人，唯我獨醒，欲挽狂瀾與既倒的海瑞架式。如果中國歷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中國政治恐怕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這些小說生動有趣，但其中說到中國的典獄，刑律，習俗卻是於史有據，並非信口開河。高羅佩對明代中國情有獨鍾，（他的書齋易名多次，曾稱「尊明閣」）書中社會習俗與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問題，卻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銅鍾案》中的和尚不規，勾結京官干預朝政，的確是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羅佩譯注過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陰比事》，但他還以大量中國文獻（包括俗文學）汲取材料，例如《迷宮案》中就用了嚴世蕃用筆殺人故事，《襲圖公案》中的拆畫軸故事，《今古奇觀》中的滕大尹故事。書中的迷宮設計來自《香印圖考》，而其中女同性戀情節則借自李漁「賢妻選妄」劇本《連香伴》，並且加上高羅佩本人對中國多妻制社會中女子性生活的研究。光這一本小說，就有那麼多講究，讓人不敢小覷像是通俗小說的《狄公案》了。
　上面說的是小說。作為漢學家，高羅佩在以收集中國春宮畫，房中術書籍，研究性學而享盛名。中國性學如今已是東西方共同的「顯學」，高羅佩遠遠開風氣之先，成為研究者無法繞過的出發點。在五六十年代的漢學界，的確只有高羅佩這樣的名士派，才有此膽識。
　高羅佩的性學研究，實際源自小說。他的《迷宮案》於一九五○年準備出日文版時，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畫為封面（當時日本時尚）。高羅佩斷然拒絕，說這絕非中國傳統。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分別致函日本，中國幾十家骨董商，詢問有無明代木刻裸體畫像，結果上海商號說他們的顧客有，可供臨摹，京都的骨董店卻有明代木刻冊頁的原本刻版，即一套二十四幅的彩印《花營錦陣》。他這才明白晚明的藝術風氣。由此他開始研究中國春宮，瑰集為《秘戰圖考：中國彩印春宮版畫》一書。一九六一年高羅佩出版《中國古代房內考》，是系統整理中國房中書籍的全世界第一人，後書有一九九○年上海版譯本。不少人認為高羅佩的漢學，不夠專精，跟著興趣走，只能說是「業餘」漢學家。就成就論成就，上述這種說法，只能說是學院偏見。
　不過高羅佩的學術研究，的確帶著感情色彩：親華色彩。他認為在中國春宮畫及房中術中，「看不見西洋人種種暴虐詭異的反自然病態」，因此中華民族身心健康，兩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國民族與文化持續不衰，最大原因是他們兩千年以來不斷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藝術」。至於中國春宮畫，「證明以為中國古代畫家拙於描畫人體，完全是西方偏見」。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令人感動，但是這兩點結論，未免對我們這個民族過於恭維。
　實際上高羅佩在書中也說到不太妙的圖景：乾嘉禁毀「淫書」，幸存書冊往往流入日本。所以他在日本任職，順便做材料收集工作，正得其所哉。如果他五十年代初任職中國而廣收春宮，恐怕不僅收集不到，而且會引起外交糾紛，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狄公小說中的插圖，是高羅佩自己畫的，仿明版《列女傳》和《列仙全傳》風格，但時有裸女形象來自中國春宮，他用半透明紙描下圖形，組合而成，筆調稚拙，別有風味，與小說行文之輕快爽利互為映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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