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中文作品外譯的問題又一次引起討論，台灣文學走向國際化，已有什麼成就？又面臨什麼瓶頸？這場於五日舉辦的座談會，國內創作與翻譯的菁英針對中文創作與中書外譯、外書中譯等問題，提出經驗與識見。台灣文學向世界發聲，我們還需要什麼條件？政府與民間各宜扮演什麼角色﹖敬請閱讀菁英對台灣文學與世界聯繫的重要看法。
——編者
主 持 人：李喬（作家）
座 談 者 ：林水福（輔大外語學院院長）
鄭清文（作家）
齊邦媛（作家、評論家）
游淑靜（文建會第二處科長）
（按發言順序）
記錄整理：潘弘輝
攝 影：魏嘉志
主 辦：台北國際書展 TIBE
合 辦：自由副刊
李喬：針對講題，雖然並列著創作與翻譯，但明顯所要談的，一定是以翻譯為主！在翻譯為主之下來談創作及翻譯的策略，並談在台灣文學的翻譯過程中所會遇到的一些問題，而這其中可就幾個部分來探討：一、文學國際化的重要性。二、台灣文學國際化的現況與瓶頸。三、台灣文學的國際化與世界文學的風格之間的關係。
中書外譯缺乏人才
外書中譯受限於市場商業考量
林水福：關於台灣文學國際化的現況及其瓶頸，就日本的情況來談，台灣文學在國外往往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成了中國文學裡的地方文學，辜且暫不爭論台灣文學是否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個問題，就現實上來看，以往日本人在研究時就將台灣文學納到中國文學裡或聊備一格，直到這幾年因為日本學者與台灣之間的交流與認識較多，才有些以往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轉過頭來研究台灣文學。而目前主要進行有關台灣文學的翻譯，就翻譯成日文的部分，又可分成兩大類，少數是與文建會無關，純粹是民間因個人關係而翻譯的作品，而大部分都是由文建會出資，將台灣文學翻譯成日文，諸如：李喬、鄭清文、李昂、張系國、張大春、朱天文、黃凡、平路、白先勇、朱天心、王禎和、宋澤萊、黃春明、施叔青等人。
現代詩方面，雖然以往做的比較少，但現在也在計畫進行之中，這方面相信再過一兩年就會呈現比較具體的成績。
關於所面臨的瓶頸與困境方面，我個人覺得現在外國有中文系，但並無特別的台灣文學系，而台灣也只有真理大學有台灣文學系，成功大學有台灣文學研究所，我想若要推動台灣文學譯成外文，國內設立台灣文學系對於中書外譯應該會有正面的意義。另方面，若只靠國人在國內翻譯、出版流通，可能較為困難，應該借助國外學者、專業人士來翻譯，透過當地出版社出版，這樣的流通會較為廣大。而困難處在於國外少有專門研究台灣文學的專家，在這種情況下，翻譯者本身便少，是以台灣文學在日本，一般民眾便會認為「台灣有文學嗎？」他們不知道台灣有屬於自己的文學，故於此情形下銷售量便不大，銷售量影響出版社的出版意願。所以日本的業界也就不會很積極地來出版台灣的文學了。
誠如剛才所言，在文建會中書外譯計畫推動之下，目前已有相當的成績。在對策上我提供幾個方式以供參考。一、對於外國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可以仿台北市文化局的駐市作家或吟遊作家等方式，提供研究台灣文學的外國人士長期或短期來台，並且不宜給予太多義務，因為他們來了之後對此地發生感情，對這裡的作家作品、風土民情，對台灣文學自然會有心念想要翻譯。另外，以往文建會曾補助翻譯及學術交流的研討會、座談會、詩歌朗誦會等，在經費所及之處還是應該繼續加強。若將眼光放遠，因為外國翻譯台灣文學者少，故除了現在大學任教的教授是重點之外，也該長期培育本地研究台灣文學並以此為碩、博士論文題目的研究生，撰寫現代文學，也可以設立現代文學研究獎助辦法，提供獎學金供外國學子來台留學，並從事台灣文學的研究。
有好的外國文學作品對我們作家及一般讀者是可以提供很好的養分的，誠如諸位所知，目前的翻譯書籍多偏重在好賣的、及富有異樣色彩的！這些不用推動，就很好賣。就我所知，日本還有些好作品，台灣的出版社因為不了解以及商業考量，而不予譯成中文，在這方面若我們能比照中書外譯的設定辦法，則可將外國某些好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這應該也是可行的。
好的經典之作未必就不好賣，只是在營利的回收上比較慢。就像高行健先生的《靈山》、《一個人的聖經》，在先前根本賣不了幾本，但，好作品還是不失其身為好作品的品質。長遠來看，好作品應該是可以長銷而不致虧本的，是以，若文建會可補助或獎助翻譯者，對於外書中譯應該會有好的影響。
台灣必須創造自己的文學
建立自己的文學傳統
鄭清文：我想縮小範圍，來談在小說中，為何台灣文學必須脫離中國文學？說到台灣文學的傳統，大家都很容易想到中國文學，因為它是用中文寫作，現在雖也有人主張用台語來書寫，但因作品大多尚未成熟，故一些可見的好的台灣文學作品還是用中文來書寫的。
中文書寫的傳統有幾千年，台灣只有幾百年，而較為前面的一段歷史裡，台灣都沒有自己的文學，所以台灣的文學可以說僅有六、七十年的歷史，與中國文學比較起來，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但是，我想比較重要的一點是：文字本身僅是工具，並非文學。因為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文字即是文學。這是與現代文學最大的不同之處。小說中用的文字及語言是生活式的語言，而中國古文學裡的語言則是書寫式的語言，而且有許多古文學的語言現今早已不再使用！如︽詩經︾、︽楚辭︾裡的文字語言，並無法在此刻拿到生活中使用，這跟生活式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我們寫現代小說，很少用古時候的語言，也少引經據典，但有些人還是對此有所誤會，而仍在作品裡以引經據典的方式表達，這樣的表達或許較為省力，可將複雜的文意以簡短字句表達，但這與我們一般所謂的小說文學，是極為不同的。在現代小說裡，我們通常還是用生活化的語言來書寫及表現。
台灣文學的傳統，不論日據時代或戰後，都直接從歐洲的文學方面學習，所以受到這方面影響較多，而台灣文學比較重要的在於其所描寫的內容，是現代的台灣的生活，使用的語言也是現代台灣生活的語言。而關於寫作技巧，在中國，不論是古代、三○年代、現代，都無法與西洋的寫作技巧互做比較。例如我們談意識流、魔幻寫實或後設小說，這些統統是來自於西洋的新的技巧，為何新的技巧那麼重要？因為它能更有效、有力而深刻地將所要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從這點看，台灣文學是無法向中國文學去學習的！必須要創造自己的文學，建立出屬於自己的文學傳統來。也許目前我們所累積的作品還不夠，但是我們應該有自己努力的方向。
台灣文學要有大前途
不能只靠少數幾個人的熱情
齊邦媛：我原本帶著沉重的使命感前來，開始做翻譯之後常有人跟我說：「妳好好一個台大教授，為什麼不去寫論文而來做翻譯呢？」我說：「全台灣的人口等於北歐三國的總合，我們人口量與教育程度都高，閱讀的能力與趣味應該一年比一年提升，假如兩千萬人裡有兩萬人願意認真讀書，那就可以養得起一個很好的文學界。」因此我覺得我就像是在鄭清文先生的書裡所寫的，是小國家大文學的傳播者。翻譯的量不成問題，我想倒是質的部分需要多加考慮。
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的台灣，那時的文學，像李喬先生、鄭清文先生，在一九五○年彼時，都是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開始從日文學中文、開始寫作，學了十年之後有成，我覺得那時的中文教育很成功。五○到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實際上是由一些外省來的作家所寫成，這些外省作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拔根而來，充滿痛苦，所以他們寫的文章多半是懷鄉的，甚至稱為反共的文章。他們所寫的故鄉，是留在大陸的故鄉，那個故鄉到了台灣，其實已經抽象化，因為他們都是在十幾歲就出來了，所謂的故鄉，也因此是個抽象的、幻想的，甚至是一個在懷念中被美化了的故鄉。所以，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年的台灣文學裡，是有過一些很好的文學作品的。因為政治因素，現在已無人再去提及，但我知道在這段歷史裡，有些好的文學作品還是會得到公平的評價。
我認為一九七二年是台灣一個很特別的文化年，在那一年我個人參加、創辦四種不同的雜誌和社團，其中有現在台大外文系尚在發行的《中外文學》，有中華民國筆會的季刊、比較文學中華民國分會，及我所編譯的︽中國現代文學台灣選集︾。那一年開始，彷彿我們開始朝向外面的世界發出聲音。十八世紀某位英國作家曾說：「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文學，那麼就沒有聲音，是個啞巴。就像俄國、中國這麼大，卻都沒有聲音。」其實他不知道中國文學已有幾千年的聲音，至於為何他這麼說？概因沒有英文的譯本。我常在想，自一九七二年起，我要給台灣聲音，我要用英文發音。但是諸位了解我們現在自幼稚園、小學起，一直到養老院，都在學英文，學的是什麼英文？能拿出去與人交談屬於生活以上的事情嗎？很少！所以我覺得台灣自一九七二年至今，最需要的即是文學翻譯人才。
文學翻譯人才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外文要好，最好是外國人。我有許多朋友在台灣生活已經幾十年，他們的中文跟台灣人的一樣好，但是這樣的人不多，在台灣不超過二十人。無法有如海浪般大量地去翻譯作品，這是我最大的隱憂。而現在有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也開始一方面用中文進修，一方面用他們自己本國的語言來進行翻譯，這樣的人數過幾年若能達到一百人，我想會是我們很大的成就。以往我曾樂觀地想台灣英文的普及程度，將會對翻譯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就像並非每個懂中文的人都能教中文一樣，一個翻譯人員，還是需要很多的修養，因此，這樣的人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想若台灣文學要有大的前途，是絕對不能僅靠少數幾個人的熱情去做而已。
記得自己幼年時，中國對西方的了解都經由日本翻譯而來。百年來，日本針對西方的好作品，會迅即進行翻譯工作，台灣目前的翻譯速度也有這樣的趨勢，這樣的速度，我亦曾略感妒忌，心想為何每年選出的年度好書裡常常翻譯書居多？為何少有自己國人創作的作品？但轉念一想，日本經明治維新百年來，國力強盛，也因為他們的文化水準強盛。若我們也能像日本人一樣，有那樣的氣度來大量進行翻譯好的外國作品，對於台灣人民的視野，我相信會是好的。
文建會將斟酌考量輔助
翻譯出版外國的經典作品
游淑靜：自民國七十九年來推動中書外譯，這麼多年來，齊邦媛教授可謂是台灣文學的知音、重要的推手。除了默默在季刊裡將台灣的文學翻譯，寄給國外的漢學界、國外的大學，並且也翻譯了不少台灣的文學作品。這是項寂寞的工作，但是一個真正對文學有理想的人就是必須耐得住這樣的寂寞。談到文建會的中書外譯，到目前為止已有六十部，包括鄭清文的《三腳馬》、李喬的《寒夜三部曲》，都在翻譯之列。
而推廣工作，像我們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台灣現代文學作品，在美國出版後，也都會有一些重要的報紙刊登書評，而日文版本出版後，我們的作者更會到日本去參加新書的簽名會以及座談等，像朱天心的《古都》、李昂的《迷園》，在日本出版後都迅即再版，目前都已超過五千冊，這與台灣相比，銷售量算是不錯的。而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等，我們也都會陸續地做。
目前文建會對於碩士生與博士生的台灣文學研究都有設立獎助辦法，我們從剛開始一年只有十件的申請案，到現在已經一年有三十件，亦即每年碩、博士針對台灣文學的部分便會有三十個人寫出研究台灣文學的論文來。假以時日，應該可以有不錯的成績。
而外書中譯，文建會的考量是現在坊間的出版社已有許多優秀的英、日、法等各種外譯書籍，有些銷路也不錯，至於一些外國經典作品而出版商卻步的，我想我們文建會也會斟酌，看如何在有限的經費裡，安排所要進行的事情的先後順序，並做考量。也許看看是否提供出版社在不致虧本的情況下，有些補助，之後再交由市場機制來決定其他的事項。
李喬：傳統與創新應該是文學長河裡必然的兩段辯證，也因此才能不斷地形成一長遠之河流，這點應該是無庸爭議的事。另外，我覺得國內在「翻譯」這件工作上缺少系統性，或許文建會可稍做統籌，就外國談理論的作品上，來全套有系統地翻譯國外的大師之作，如傅柯、詹明信等，政府可選擇性地資助出版社來做這種有系統的翻譯工作，而非任由民間出版社散亂地翻譯一本、兩本。就如前一波談後現代主義時，國內總就捉住少數幾本書便談得口沫橫飛，若能真的翻譯出一些真正好的後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將可導正這種以管窺天的一知半解現象，我想這將是政府與民間出版社，可以合作的方向。而就單一本著作來做外譯，收效並不大。我們應該可以考慮先擬定一波四、五個人的名單，將之能完整地譯出其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四、五部，才能完整地呈現一個作家的文學世界，否則零散地東湊一本、西湊一本地翻譯，是沒太大用處的。
在漢文古老的觀念裡，所謂的文學即文章之學，與來自西方，認為語言文字是文學的一部分的文學觀念有所不同。而這樣的觀念在台灣一直沒有被清楚地界定與釐清，在台灣有人玩文字、迷戀文字、研究文字等，這種與將文字作為一個符號的意義上來看待的文學是大不相同的，我想，我們在這方面並未做得很好。
在台灣文學的各階段中，不管對於一九四五年以前在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甚至於原住民的口述文學，以及在一九四五年後，縱使有政治力量涉入的各個階段而言，成為一個文學作品，被歸到文學的範疇來看待的話，每一段時期的作家們，應該都有其貢獻與文學上的價值。我想這樣的肯定將使得台灣文學的發展更寬闊，也希望未來台灣的文學創作非常豐富、翻譯非常成功，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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