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趙川 ◎ 圖／閒雲野鶴
《靈山》是一本沒有完整主體情節，卻有多個頭緒，錯綜複雜地鋪展開去的小說。概括起來講，是描述一個人走向原始自然，走向民間，走向自己內心的朝聖歷程。一九八二年高行健還在北京時，就開始寫這部為他贏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他在法國將《靈山》正式完稿。當時他希望用此書來對他四十八年的中國生涯做一個了結。
在高行健寫作《靈山》的初期，有兩件事的發生，對他的寫作產生明顯影響。一是一九八三年時他去醫院做常規健康檢查，發現肺部有塊陰影，他跑去南方，又被診斷為肺癌。高行健的父親死於肺癌，從診斷出到死去才三個月。高行健一向抽菸厲害，當時自覺來日無多，就以吃喝和讀《周易》為樂。沒想到一個半月後再檢查，陰影消失，竟稱以前為誤診。二是後來中國政府整肅文化界的「反精神污染」運動愈演愈烈，高行健因他的著述和一些戲劇創作被牽涉進去。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點名說要送他去青海接受鍛鍊。青海是中國最嚴酷的關押勞改犯的地方。高行健聽聞後出走，到了中國西南邊境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區等地。他周遊了五個月，行程一萬五千多公里，一直到政治氣候改善才回到北京。
從事於獨立社會思考和創作
的人才是知識分子
在《靈山》裡，高行健這兩次經歷的影子清晰可見。臨近死亡和政治逃亡都是一種極端的人生境遇，在這種境遇裡，人的思辨能力或許會因此變得更加敏銳和透徹。
澳洲正式發行高行健《靈山》英文版的時候，他受邀到雪梨參加發行儀式。有一晚，我們在唐人街吃了晚飯後，我去他的旅館聊天。
這次我跟他說，我想將我們的談話錄音下來。
趙川：你在︽靈山︾發行儀式所說的第一句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誰是知識分子？怎樣來界定這個概念？在我閱讀了你的《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之後，感覺你有一個很強的「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你們這一代人，經歷了種種的社會磨難，好像讓我感到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加強了，更強烈地意識到，作為知識分子要這樣去做而不能那樣生存。
高行健：你這樣講，我本來倒沒有意識到。在我內心的確有一種對知識分子的強烈認同。
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值得討論。西方觀念裡的知識分子和中國人說的有很大差距。大陸認為受了大學教育的都是知識分子，在西方則不同。西方一般所講的知識分子，不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科學技術人員，工程師就不會叫知識分子，雖然他們有知識，法官也不會，他們有他們的職業。知識分子是思想者、思考者，只有從事獨立社會思考和創作的人才被稱為知識分子。他們著書立說，對社會發言。
現代知識分子大概誕生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是不依附於政權或貴族之外的獨立精神個體，他們對社會進行干預和發言。比如左拉，他所說的不代表任何黨派利益，他代表的純粹是自己的思想。也有很多的學者思想家從事的學術研究，並不直接涉及政治或現實社會，但他們有隨時干預和參與的自由，這是前提，是不能被剝奪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誕生是在五四前後。我不認為中國古代有知識分子，他們不如說是「士」。
但現在知識分子也面臨挑戰，因為已往他們都十分左翼，是革命者。在上個世紀末，柏林圍牆倒塌，烏托邦破滅，現代知識分子在已往擔當的社會發言人角色已受到質疑。
以我所觀察了解到的，法國知識界是較早醒悟到，並開始反省這個問題。知識分子在現代史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多少是有效的？今後將能起怎樣的作用？這些都是新的很有意思的問題。
趙川：劉再復為你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寫的跋裡，說這是一本逃亡書。我在讀的時候，在《靈山》裡已看到這個影子，到《一個人的聖經》裡變得更強烈，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想跟中國的關係做一個了結，你想割斷它，有那種算了，我不跟你搞了的意思。
高行健：《靈山》的源起是想寫一本書給自己。當時我的很多創作已嚴格地給自己設了限制，但還是在政治上惹了麻煩。寫《靈山》是為了暢所欲言，當時沒想過這樣的書會在有生之年出版，也沒想到我後來會去西方。
我一九八九年寫完《靈山》。當時我聽了廣播上「六．四」事件的新聞，我對自己說，應該結束這本書，我回不去了。我面臨一個新的現實，如果還要創作的話，我得在西方留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六月底將這本書結束。本來打算還要寫得長些。當時我以為，即使還有什麼鄉愁，還有什麼中國情結，我不會再寫這樣的中國題材。但到寫《一個人的聖經》的時候，這種結帳的念頭又浮起來了。
雖然是從一個思路上出來，這是兩本很不同的書。《靈山》更多是精神的東西。《一個人的聖經》是講現實政治，不僅是中國的也包括現代西方的政治，內容極端現實。
我的歷史觀是反對大一統的
歷史或某種修訂的歷史
趙川：在我看來，你的第一本長篇小說《靈山》還有很重的形式感，讀起來可以感覺到你注重某些形式的東西，但到第二部《一個人的聖經》，這種形式的東西就顯得圓熟了，反倒不那麼覺察形式的痕跡，讀起來很順。
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是一本極端真實的書。我另一本叫《跟一個法國作家的對話》的書裡，談怎樣盡可能貼近真實。這也跟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有關。我極反對這種理論，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意義，真實也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各種言說。我認為他們是玩文字遊戲，如果只剩下言說，我們也不值得去寫了。我要倒過來做，要絕對貼近真實。
但真實說來容易，文學史上已有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無數作家做了很大努力在表現真實，今天再怎麼進一步地去捕捉真實，也還是一個難題。但我相信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趙川：你所說的真實可能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你是試圖用另一種歷史觀來闡述。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多數人做的是將歷史一把揪起來，剪去它的枝枝椏椏，然後理出主幹。你在小說裡所做的努力，恰恰是相反，你是把所有的枝椏都接回來，讓它們糾纏起來，雖然近乎迷失了主幹，但卻接近了原本的真實面貌。
高行健：在《靈山》裡有這麼一章，專門談歷史，說有許許多多的史觀，最後的感嘆是歷史啊歷史，誰都有一套說法，很難說誰家的更真實。
雖然從我的角度講，我排除謊言，這個世紀謊言太多，包括在意識形態掩蓋下的謊言。但我不能說，我極為真實地去表達的，就是獨家的真實。如果說我有個歷史觀的話，那就是反對大一統的歷史，一個籠統的歷史，或某種修訂的歷史。我認為歷史是複數的，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如果每個角度都能有真實的歷史，那麼彼此間就成為參照，反映一個較為完整的面貌。
創作者並不是去圓說一個
中國思想
趙川：那天在雪梨英式酒吧裡發行你的《靈山》英文版。你是從法國來的中國人，當時有許多澳洲人，致詞的是法國領事。這對你來說可能已習以為常，你在歐洲排戲演戲開畫展，一定見識過很多不同文化不同語言混雜在一起的場面。那你覺得身分呢？你個人的身分到底是什麼？
當然可以解釋說，作一個國際主義的人，不把自己的家界定在某一個地域，應該四海為家。但我想最終人還會回到這個問題，根在哪裡？
高行健：我以為這是一個虛假命題。這種探討的結果是變成一大堆言說，它並不改變任何事實和存在狀況。
作為身分，你要是移民，就是移民，是政治難民就是政治難民。使用這種語言或轉用另一種語言，是自我選擇或是環境驅使，我們具體分析這些問題就是了。籠統的身分問題，實際上是很政治的，因為其中涉及到糾纏不清的權力、國家、民族和文化問題。過於注重身分會變成沒有實際意義的言說，也容易導致民族主義。
我認為有一個很實在的問題，那就是個人。
只有一個身分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你是一個個人。種種民族的文化的價值都可以忽略掉，唯有一樣不可忽略的，就是個人存在的獨立性。探討個人的生存條件和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比身分問題更有意義。
太多中國人被自己的文化侷限，幾乎給自己套上了緊箍咒，老要認同自己的中國身分。對於我來說，籠統的中國文化是沒有意思的，我不是個史家，而是個創作者，創作者並不去圓說一個中國思想。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否認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到死也割不斷。我有中國文化的印記，但有意義的不是身上的文化印記，而是它最後被包容進我的創作中，最重要的是我個人的創作，和我作為一個個體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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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文學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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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至六日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本刊與書展主辦單位合作場次如下，歡迎讀者踴躍前往聽講。
●第一場
主講：馬悅然（瑞典學院院士）
主題：翻譯經驗及介紹瑞典皇家學院及諾貝爾文學獎
時間：二月二日下午四時至五時五十分
地點：世貿一館劇場中心
請於本日電洽 02-23434107 索票。
●第二場
主講：安德依．馬金尼（法國龔固爾獎得主）Andrei Makine
主題：文學的想像與真實
時間：二月五日下午一時至三時
地點：世貿一館劇場中心
自由入場
●第三場
主持人：李喬
座談者：齊邦媛、鄭清文、初安民、林水福
主題：文學的創作與翻譯討論會
時間：二月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世貿一館中書外譯館
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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