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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悅然教授，現任諾貝爾基金會執行主席、提名人與評審，同時也是十八位院士中唯一的漢學家，對爭取華人的得獎不遺餘力。他大學時代開始主修漢學，老子的《道德經》即是他個人首次接觸的經典。馬悅然曾主編六○年代中國詩選，並翻譯了古典名著《水滸傳》、《西遊記》、〈桃花源記〉，以及沈從文的《邊城》等中國作品。 |
首位華人作家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激發華文寫作熱潮外，翻譯問題再度被突顯出來；而華人是否在這幾年內將再出現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獲獎是否有什麼內幕？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評審者，馬悅然教授在昨日「論翻譯」與「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兩場演講中，除了講述他對華文文學的認識與翻譯的心路歷程外，並首度披露整個評審過程，以及關於諾貝爾文學獎與華人作家的諸多誤傳，十分精采，請勿錯過！
──編者
◎ 記錄整理／潘弘輝
瑞典有名的發明家與企業家諾貝爾（1833—1896）在逝世的前一年立了他的遺囑，將他的財產設立所謂的「諾貝爾基金會」，用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來在物理、化學、醫學、文學，與和平這五個方面對人類社會做出卓越貢獻的人。
諾貝爾先生的遺囑中關於文學獎的指示是非常簡略的：「一個獎項，贈與在文學界寫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作家。」
遺囑中的指示不很清楚。最不好解釋的是「理想傾向」的定義。丹麥一位出名的文學家和評論家Georg Brandes（1842—1927）認為諾貝爾先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按照Brandes的解釋，諾貝爾用「理想傾向」這個詞來表達對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種批評性的態度。如果這個解釋正確的話，很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將完全沒有資格得獎。
Georg Brandes 對諾貝爾的「理想傾向」的詮釋很有意思。「理想傾向」在人類的各個歷史時期顯然是不同的，不同人類對理想的理解和認同也各不相同。這期間還有不同文化、價值觀念的差異。或遲或早，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的某些價值觀念，一些重要的觀念，都將會被後來的或未來的價值觀消解掉，代之以新的（當然未必是好的）價值觀。諾貝爾本人同時也具有文學天才，有人以為他年輕時期寫的詩具有英國詩人Shelley的色彩。他晚年也寫過劇本。他友人之中有好些個出名的作家，如法國的Victor
Hugo 就是其中之一。
遺憾中國及台灣文化界
不懂得推薦自己人
評審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是瑞典學院。這個學院建立於一七八六年，是一個完全獨立、不受政府任何約束的機構。學院包括十八個終身院士。其中一半是作家，另一半是從事於語言學、歷史和文學研究的學者。十八位院士每半年選出一個主席和一個副主席。祕書長的任期是沒有限定的。
瑞典學院設立了一個由五名院士所組成的諾貝爾文學獎小組。這個任期為三年的小組負責評審的初步工作。
每年秋季，瑞典學院邀請世界上不同的部門來提名候選人。有資格提名的包括以下的人物和機構：
一、瑞典學院的院士與類似學院的院士
二、世界上各國大學文學系與哲學系的教授們
三、以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四、各國具有代表性作家團體的主席和副主席
瑞典學院不接受團體的提名書，也不接受作家的自我推薦書。
候選人推薦書必須在二月一日之前寄到瑞典學院。瑞典學院每年通常會收到四百多封推薦書，但因為很多人和機構提名的候選人是同一個人，所以每年提名的候選人大約只達到一百五十到兩百個人。
遺憾的是中國大陸和台灣有資格推薦文學獎候選人的人和機構很少利用這個機會。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巴金，在一次談話中便承認他從來沒有推薦過一個中國作家。
二月份，瑞典學院文學獎小組開始評審工作。小組首先把候選人的名單交給學院討論。按照諾貝爾文學獎的憲章，「文學」這個詞的意思除了指純文學，也包括具有文學價值的其他作品。那就是Henri
Bergson（1927），Bertrand Russel（1950）和Winston Churchill（1953）所以能獲獎的原因。不過一九五三年以來的文學獎得主都是純文學作家。
瑞典學院除了夏天放幾個月假以外，每星期四開一次會。整個春季學院討論並篩選那個愈來愈縮短的候選人名單。到了五月底名單上最多剩下六位候選人。到了這個時候，文學獎小組便會委託學院所屬的諾貝爾圖書館的館長編寫一篇包含候選人的履歷、主要著作和評價候選人的資料手冊，供每一位院士作參考。
夏季，院士們需要讀那五、六個終審候選人的著作。有的候選人很可能已經上過一年前或兩年前的終審名單，所以大家對他們的著作會比較熟悉。頭一次上終審名單的候選人不能在當年獲獎，因此所需要讀的書不一定很多。
九月，學院又開始開會的時候，文學獎小組的主席要做一個書面報告，評價每一位候選人的主要著作。每一位文學獎小組的院士也將向學院報告他自己對於每一個終審候選人的評價。沒有加入小組的院士們不一定會接受小組的主張。學院內常常發生很激烈的爭論。十月初或十月中旬投無記名的票，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將成為獲獎者。
高行健獲獎前常常有人問：諾貝爾文學獎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為什麼在那麼長的時間中沒有一個中國作家獲獎呢？冰島得過獎，可是有五千年優秀文化歷史的中國還沒有獲獎。我的回答是：冰島作為一個國家並沒有獲獎。冰島作家Haldor
Laxness 獲得了一九五五年的獎。諾貝爾文學獎發給作家本人，不發給作家的祖國。
西方愛好文學的讀者可能都讀過一些唐宋詩人的詩句，也許還看過一兩部明清小說。可是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卓越的中國作家與詩人很少引起西方讀者的重視。西方對文學有興趣的人也許聽說過魯迅，他們可能還聽過茅盾、老舍、沈從文、巴金和丁玲的名字。愛好詩歌的西方人也許讀過一兩首聞一多或者艾青先生的詩。
老一輩的中國作家沒有引起西方讀者重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著作沒有譯成外文。有時候出名的中國作家的優秀著作譯得不太好。不懂中文的外國讀者從譯文看不出原文的文學質量。最近十幾年這個情況稍有改進。美國和歐洲各國出現了好些個比較年輕的漢學家願意從事於翻譯工作，他們所翻譯的文學作品一般具有比較高的文學質量。
翻譯質量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瑞典學院的院士們都懂英文、德文和法文。有的院士懂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和其他的斯拉夫語言。只有一個院士懂中文，就是我自己。如果候選人的作品是用另外的文字寫的，瑞典學院就得請專家翻譯他的代表作。
英譯毀滅小說本意
斷定老舍沒機會進入候選名單
為了解釋瑞典學院對翻譯工作的重視，我想講一講日本作家Kawabata（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獲獎以前瑞典學院為此所做的準備工作。這個準備工作開始於一九六一年。瑞典學院先委託一個有名的瑞典作家和評論家寫一個報告，評價Kawabata
所有的譯成德文、英文和法文的著作。這之後，瑞典學院委託兩個專門研究日本文學的美國教授和一位日本專家，請他們對Kawabata 原著和譯本的質量進行比較和評價。瑞典學院用七年的工夫考查Kawabata
的候選人資格。這是第一次文學獎頒發給一位用非西方語種寫作的作家。雖然有一位印度作家Tagore 於一九一三年獲獎，但是這位東方人的主要作品是用英文寫的。
按照瑞典學院的規定，院士們不許透露近五十年來候選人的名字。也許因為如此，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和候選人的傳聞非常多。三○年代末期有一個傳聞稱曾在二、三○年代在中國生活過的瑞典探險家Sven
Hedin 斯文．赫丁有一次問魯迅，他是否願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這傳聞全然不是事實。
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最近再一次重提這個傳聞，說一九六六年瑞典學院已經決定將文學獎頒給他父親老舍，但在獲知老舍死了之後，便把獎頒給了日本的川端康成，而這個傳聞也同樣不是事實。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們一家人住在北京。那個時候老舍成了我和我妻子寧祖的親密友人。老舍曾被幾位法國漢學家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法國報紙早就發表了這個消息，所以我現在透露給你們，不算打破學院的保密規定。法國漢學家數次尋求我對老舍候選資格的支持。那時我對這個獎的候選人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覺得老舍作品的譯本不足以代表他小說的真實水平。那時老舍譯成外文的小說只有《駱駝祥子》和《離婚》兩部。改動過的英譯的《駱駝祥子》中所介紹的好萊塢式幸福結局完全毀滅了小說的本意。因此我斷定老舍沒有希望進入候選人終審名單。
「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老一輩作家中我最佩服的一位是沈從文。我對他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與尊敬，促使我打破嚴守祕密的規定。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選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一九八八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一九八八年如果他沒有離世，肯定會獲當年的文學獎。沈從文的逝世使我非常傷心。
翻譯家和評審文學工作
不得不面對一種輿論困境
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有沒有中國作家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自己認為魯迅先生的《吶喊》和《徬徨》是具有非常強的創造性的作品。如果二○年代有人把這兩部短篇小說集譯成外文，魯迅肯定會被推薦為候選人，也許還會獲獎。據我看，聞一多是中國現代詩歌領域上最偉大的建築家。他用文字的磚頭創造空前的，令人難忘的建築物。〈死水〉和〈飛毛腿〉兩首題目和風格完全不同的詩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佳作。雖然聞一多只發表過兩部詩集，但是他的詩歌不亞於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品。聞一多的詩晚至六○年代才譯成英文。
從五○年代起一直到七○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的文壇是一個無邊的，只長出稀少綠草的沙漠。八○年代和九○年代一些比較年輕的作家和詩人才走上了通往世界文學的路。
而台灣的作家和詩人早就走上了那一條路。兩年前美國加州大學的奚密教授、台灣詩人向陽和我編了一部台灣現代和當代詩選，包括五十名詩人的代表作，所以我對台灣詩歌比較熟悉。台灣作家的小說和戲劇我讀得不夠多。我自己最欣賞的台灣詩人中有紀弦、洛夫、 弦、商禽、鄭愁予、周夢蝶、楊牧、羅青、陳黎、陳義芝、向陽、楊澤和女詩人夏宇。這些詩人最優秀的作品已經進入了世界文學。
我所需要扮演的兩個不同的角色：翻譯家和加入評審文學工作的瑞典學院院士︱︱迫使我不得不面對一種輿論的困境。如果我大量翻譯一位中國作家的作品，大家就會以為這位作家一定會進入候選人的終審名單。其實我也翻譯過個人認為客觀上可能很少有機會進入這個名單的作家的著作。其中有已故的四川詩人楊吉甫和山西省的作家曹乃謙這兩個具有特殊天才的作家。楊吉甫每一首詩都是非常薄的一片現實：窗戶紙上的斜陽光或者一隻鳥的聲音。曹乃謙寫的是再不能短的短篇，敘述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一生的命運。
另外，讓我談談我怎樣認識高行健和他的著作。一九八五年我飛到台灣去參加一個漢學座談會。在飛機上帶了一些中國的文學雜誌。其中有一個地方雜誌發表高行健的短篇小說《鞋匠和他的女兒》。讀了以後我便馬上把它譯成瑞典文。回到瑞典以後，我給高行健寫信，請他給我寄他所寫的短篇小說。從那個時候起，我便開始大量地翻譯他的作品。
《靈山》是高行健最偉大的作品。在小說裡，作者主要處理的是這樣的一種生存困境：一個人嚮往孤獨所提供的自由獨立，但這和他或她對他人才能提供的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渴望形成衝突。這種人際關係既能豐富但同時也能威脅到個人的完整獨立，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某種的權力鬥爭。
高行健自稱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是《靈山》的姐妹篇。在這部表白個人信仰和心跡的小說中，他以毫不留情的真誠筆觸描述了自己在文革中扮演的三種角色：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觀者。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也運用了人稱代詞「你」和「他」表現人格異變的兩個不同的層次：「此時此地」的「你」是流亡作家，「彼時彼地」的「他」表示作者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描寫作者流亡生活片斷的框架性章節和描寫作者文革中不同角色的章節互相穿插，但都很客觀真實，直接面對他個人，毫不掩飾。身為他的好友，我認為《一個人的聖經》是一部懺悔錄，不論高行健自己怎麼說，也不管他承不承認，但我就是這樣地認為著！
受西方和中國戲劇影響
不貶損高行健作品的原創
高行健的戲劇是很特殊的，像他第一部的戲劇《絕對信號》，以及《車站》、《彼岸》，就很受西方戲劇家的影響，但在他的戲劇裡卻也有著傳統的戲劇質素在其中，他將傳統中國的與西方現代戲劇的方式成功地結合起來，所以可以說他作為一個戲劇家的偉大之處，正在於他推陳出新，能用豐富的手段，將不同的因素融合起來，而成為一種全新的東西。我相信將來西方的作家，將會受到高行健的影響，他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運用「人稱代詞」，在舞台上的演員，可以是以「我」是演員，而在忽然之間由同一個演員變成「你」，演員本身從不同角度上來看自己，原本的那個「我」就會變成「你」，而若從另一個更遠的角度來看，那個「你」則又會變成「他」了！所以「我」、「你」、「他」是同一個人，這樣的運用技法，在《靈山》中也是相同的。所以我認為只有高行健才擁有這樣成功地去運用「人稱代詞」的技巧，而這樣的技巧是非常好的。
最後，有人說，現在已經有一個中文作家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要再有中文作家得獎可能要等多年以後，但是我不相信，我相信高行健得獎的這個事實，是為中文文學開了一條路，現在外國讀者就知道有中文文學了。有像高行健這樣的作家，就可能有像他這樣好的作家的存在。你知道日本作家在川端康成於一九六八年得獎後，到大江健三郎於一九九四年得獎，相隔了二十幾年，但是我相信不要等多久，應該就還會有另一個中文作家會得獎，不過關於這點，我們現在就先別講得太多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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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文學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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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至六日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本刊與書展主辦單位合作場次如下，歡迎讀者踴躍前往聽講。
●第一場
主講：馬悅然（瑞典學院院士）
主題：翻譯經驗及介紹瑞典皇家學院及諾貝爾文學獎
時間：二月二日下午四時至五時五十分
地點：世貿一館劇場中心
請於本日電洽 02-23434107 索票。
●第二場
主講：安德依．馬金尼（法國龔固爾獎得主）Andrei Makine
主題：文學的想像與真實
時間：二月五日下午一時至三時
地點：世貿一館劇場中心
自由入場
●第三場
主持人：李喬
座談者：齊邦媛、鄭清文、初安民、林水福
主題：文學的創作與翻譯討論會
時間：二月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世貿一館中書外譯館
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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