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大一學生的口述歷史報告，而且在課堂上得到A＋的成績。回顧幾十年來時代變遷，台灣在民主蛻變的過程中，上一代的禁忌如今已可以被公然討論、辯證，並還原真相樣貌，這樣的進步，正是民主驕傲的果實。本文撥開那個時代的迷茫大霧，勇敢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禁錮，重現在時光中被鏤刻而下，一幕幕清晰的生命痕跡。 ——編者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 圖／蘇意傑


這一篇口述歷史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鄧伯宸先生。錄音的時間分別是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午，與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我位於高雄鳳山家中的書房。
　我所記錄的這一個事件，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我父親，鄧伯宸先生以叛亂罪名被起訴，從嘉義虎尾空軍基地被逮捕，接著送至位於新店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最後再轉送至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的一個經過。這期間經歷了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代，即是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那時可能你只是對於政府的某一項措施發了一句牢騷，明天你或許就此消失，好像從來沒這個人一樣。你的身邊可能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情報局的人，只要一句話、一個行為不對頭，你馬上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處於言論自由的現在，對於當時那種氛圍，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情況。你隨時要提防身邊的人，隨時要謹言慎行｜｜你不敢相信你身邊的人，甚至也不敢相信你心中真正的聲音。到最後，什麼可以相信，什麼不能相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似乎都已經無從分辨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充滿了不信任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與謊言交纏的時代。
　對於父親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有所了解，也曾經聽他提過在土城生教所中的種種情事。事實上，父親就是在生教所中認識母親的。當時兩人戀愛談得轟轟烈烈，還傳到了綠島去呢！
　這一段口述歷史，完全是由父親自行錄音完成。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所謂訪問的動作。我認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認為︱︱以這種方式更能坦誠地記錄父親當時的心情，也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他的意念。
　父親之所以能這樣放心地將他的這段歷程交給我分享，我想，是出於我對於他的了解，以及他對於我的信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空軍總部政戰處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也就是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當時我二十三歲，離大學畢業還不到七個月，正在中華民國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服預官役，職務是少尉行政官。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作品的內容是探討在西方哲學史裡面，相對於唯心論的唯物論的發展。在立場上，是傾向於支持唯物論。
　當時，整個營房裡面，一片靜悄悄的。沒有多久，我聽到營房的中山室裡傳來電話聲，那個時候，副隊長去接了電話。大概過了不到十分鐘，當時我所屬的中隊的中隊長，騎著一輛三陽五十cc 的機車回到營房來。副隊長神色忡忡地衝進我的寢室，叫我馬上整理我的行李。我一面用軍毯把我的隨身衣物用麻繩打包，一面看到副隊長在我的桌子上翻那本《唯物論史》，嘴巴裡面不曉得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會出問題，看這種書！」我聽到他這句話，心裡面隱隱已有一些警覺。但是對於他講「看這種書會出問題」的說法，不免覺得可笑，我想他可能是被「唯物論」三個字嚇住了。
　當我把隨身衣物整理好之後，我心想，應該把書也帶走，但是副隊長卻阻止我。他說：「這些書都沒有用了。因為總部現在徵召你去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當教官。你不必帶這些了。」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生氣，我跟他抗議說：「這未免也太急迫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副隊長大概是有一點忍不住了，脫口而出的說：「急迫！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三更半夜來兩個憲兵就帶走了！」
　那一刻我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把隨身行李扛在肩上。隊長的摩托車在外面等著，根本連熄火都沒有熄，我跨上後座，就直奔大隊部。
　到了大隊部，上下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等了，旁邊站了一位穿空軍軍常服的中校。大隊長因為我曾經在基地參加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過獎而認得我，他便給我介紹那位中校，說他是空軍總部政戰處的某某參謀，我看到大隊長面帶憂色，但是也沒有時間深究，那位中校參謀就催著我上了大隊部門口的吉普車，直奔嘉義而去。
　往嘉義的途中，一路上大霧迷濛。那位中校參謀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我也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後座，任吉普車在霧海中奔馳。心裡反覆地咀嚼著副隊長在營房裡所說的那些話，一點一滴地回想，過去一年多，我在大學裡跟幾位大學同學在一起的生活。包括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心裡面對於自己的前途，也已經能夠掌握到一定的狀況。
　對我個人來說，會面臨到這種狀況，當時我一點都不驚慌。我甚至可以回想到很小的時候，有些是母親轉述給我的情況，有些是一直在我記憶裡面無法抹掉的。應該是在我懂事了以後吧，四、五歲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我們家裡，我看到的照片裡面最多的，除了我父親的以外，就是孫立人將軍的。
　我父親，鄧超先生，是孫立人將軍的部下，一九四七年就到台灣來了，跟隨著孫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住在我現在還居住的地方，鳳山黃埔新村，日本式的軍眷宿舍裡面。
　當時我看到的孫立人將軍的照片，每一張都是英姿煥發的戎裝照片，有肖像的、有騎馬的，也有閱兵的照片。我也常常聽到父母親談起一些他的事蹟。在心目中，在我童稚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是一個我崇拜的對象，後來孫立人事件發生，當時父親幸運地已經調到別的單位去，沒有跟在孫將軍的身邊，未受到波及。但是，在我們那個平靜的家裡，也曾經遭到過憲兵的包圍跟搜索。而且幾乎在一夕之間，所有孫立人將軍的照片，都收起來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像孫將軍的部下不相信孫將軍會叛國一樣，我也從來不相信我心目中的英雄會對國家不忠。我相信孫將軍是受到陷害，這種想法非常深刻的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對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宣傳都只產生沉默的反感。雖然我的父親一直在軍中服務，我也是在一個戒嚴時期，無論在教育、在思想上，管制都非常嚴格的環境裡面長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方面，我即使不去碰觸，即使不是很了解，但是叛逆的種子已經在滋長。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進入成大外文系就讀。進入成大是我開始真正接觸一個比較大的外在世界的開始。在學校裡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老師，而是學長和同學。我開始接觸文學，接觸歷史，接觸哲學，尤其是哲學跟歷史方面對我的影響最大。也許正是哲學可以對歷史反思的這一個特性，讓我開始在思想上那種叛逆性格得到了加強。那時候在我們班上女多男少，十一個男生裡面，我跟其他人都不同調，幾乎很少跟班上的同學打交道。成大當時有一個社團叫Σ（西格瑪）社，裡面有很多學長介紹一些書籍給我看，或者是跟他們在一起聊天，對我的啟發尤其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
　雖然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檢查的，都是對共產主義批判的，但是不斷地接觸使我感受到共產主義裡面，那種深刻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歷史引導我走上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跟興趣。從康梁變法，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我涉獵了各方面的書籍，甚至透過同學，為了要了解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真相，在他們父親那邊，找出來大陸還沒有淪陷到中共手上之前那幾年的《新聞天地》雜誌，看到了整個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是如何失去人心，丟掉江山的一個真實情況。
　哲學讓我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對資本主義懷抱敵意；歷史讓我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有他的不正當性，更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讓我年輕的心裡面激盪不已的一個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所有這些因素混合起來，我的大學生活在同班同學的眼裡，幾乎是特立獨行。
　我最常去的地方不是圖書館，也不是教室，而是窩在自己在外面租的宿舍裡大量地閱讀。我關心的是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在心裡面震撼著我的是「保釣運動」中中國人所受的屈辱；我感到不平的是美國文化的侵入，美國勢力在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有所求的狀況下所表現的趾高氣昂。
　我可以說是當時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的常客。到那邊去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語言上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到那邊閱讀書籍雜誌去了解美國。記得在我大四的那一年，美國新聞中心曾經發生爆炸事件，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去那兒，還是那個時候我的一些言論已經受到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曾經被警方約談過。
　對於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美國勢力的屈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　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　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當時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台灣到底是中國人的土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並不是在為中國人而存在，而是在為他們自己的政權而存在。所有這些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混雜起來在我心理上，已經阻擋不住外在的一些力量來影響我。
　因此到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都快要畢業了，大概是在民國六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四、五月間，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的是讀礦冶系的，有的是讀交管系的，也有讀化工的，也有讀中文的︱︱好像一夕之間突然決定一樣的，說要成立組織。
　從學校開始，成立組織來宣傳共產主義。也許是歷史因素的作祟吧，就像戊戌政變也是由幾個書生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民國九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不也就是那幾個書生嘛。年輕的心似乎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
　我是在六月，一九七一年六月畢業。也就是在四、五、六三個月，幾個好朋友比較正式地聚在一起有兩次，很嚴肅地討論了成立組織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同學甚至於為了要繼續留在成大播撒他的理想，在畢業考的時候故意當掉。就這樣，兩次的所謂開會，我們幾個人的未來，在消息被當局探知以後，就已經決定了。 （待續）(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