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大一學生的口述歷史報告，而且在課堂上得到A＋的成績。回顧幾十年來時代變遷，台灣在民主蛻變的過程中，上一代的禁忌如今已可以被公然討論、辯證，並還原真相樣貌，這樣的進步，正是民主驕傲的果實。本文撥開那個時代的迷茫大霧，勇敢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禁錮，重現在時光中被鏤刻而下，一幕幕清晰的生命痕跡。 ——編者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 圖／蘇意傑

吉普車在嘉南平原上奔馳，我的思緒一直沒有停過。最後到了嘉義空軍基地，那個時候嘉義機場只做軍事用途，只有軍機起降。到了嘉義，大約是九點不到。軍方似乎對我也滿放心的，把我留置在一間辦公室裡面。不知道辦公室外面有沒有人守著，但在辦公室裡面，我一個人可以向窗外觀望，可以坐在那兒抽菸，可以翻翻當天的報紙，總之沒有人理會我。
　中午，到了用餐的時候，那位空軍總部政戰處的參謀出現了。他跟我說：「還要等，因為飛機還沒有來。」
　用過中飯以後，我繼續等。心裡面思潮起伏，但是，卻很平靜，因為我似乎已經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然，嚴重性我卻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戒嚴時期軍法的了解，可以說是零。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對我來講幸運的是，在歷史的閱讀裡面，也許我已經學會了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因此當時，我只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在等待，唯一焦慮的是，我擔心我的家人，包括我年邁的祖母，我體弱的母親，以及我那仍然在軍中服務的父親。
　在嘉義機場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多，飛機終於來了。我原以為所要搭乘的飛機一定有很多乘客，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一架C46 內部經過改裝的飛機裡面，一個乘客都沒有。甚至於駕駛員，那位空軍總部的參謀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那位駕駛員說：「這位是政戰處處長。」我才知道是他親自開飛機，是上校處長親自開飛機。
　上了那架飛機，只有我跟參謀坐在客艙裡面。一個小時後，C46 就在松山機場降落。
　台北天已經黑了。典型的台北冬天，淒風苦雨在等待著我。一下飛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名憲兵，我走出機艙，前後各兩名憲兵便跟著我移動，上了吉普車以後，後座坐的不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名憲兵把我夾在中間。吉普車直奔空軍總部。
　到了空軍總部，連車都沒有下，大約等了十幾分鐘，也許他們是去辦我的收押手續吧。接著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的側門開出去，在台北市的巷弄間穿行，最後，在信義路和仁愛路中間那一帶住宅區的一棟日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我被帶到屋內，已經有人在等著了。
　一位是穿西裝的，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另外一位是穿陸軍軍常服的少校軍官。這個時候整個狀況開始由那位穿西裝的年輕人來主導。他自我介紹，他是服務於調查局，另外那位陸軍少校是國防部情報局的。
　偵訊開始了。是在晚餐剛結束之後，時間大概是七點多左右，居中而坐的是調查局方面的人，左右分坐的是國防部情報局及空軍總部政戰處的人員。三個人一字排開，我坐在他們的對面，相距大概三公尺。
　在我的感覺裡面，這個偵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不斷地叫我自己說出來，叫我自己去回想，甚至包括日期、時間、地點，他們都叫我一一交代清楚。實際上，我所能記得的只是大概，而不是那些細節，但是他們卻反反覆覆，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給我一種記憶上的壓迫。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自然會產生焦慮。當我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時候，他們給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是在說謊，或者是說在逃避。但是他們又不斷地暗示、提示，甚至於到最後明示：「乾脆你就說出來吧！乾脆你就承認吧！」
　在我參與的這部分，其實很簡單。如果他們提示一下的話，明確地講出來的話，也許二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但是我發覺他們什麼都知道，卻偏偏要把這個過程不斷的拖延下去。他們不斷地給我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威脅，包括恐嚇，包括一些言語上的污辱。他們甚至整個晚上讓我不斷地抽菸，抽當時軍中最有名的「八一四」香菸，但卻不給我一杯水喝。
　偵訊一直從當天晚上七點，進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整個過程裡面，自白書我是三易起稿。我寫的第一次他們不滿意，重寫。一方面重寫，一方面提示我「應該」怎麼寫。第二次，仍然不滿意；第三次，寫完，按了手印以後，天已經亮了。當天晚上，台北的天空被滂沱大雨占據，一夜未曾停歇。
　偵訊結束之後，我正式收押在那棟日式平房裡面，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兒就是空軍總部的看守所，在日式平房掩藏之下，後面有一排磚造的囚室，每一間只有四尺寬，六尺高，大約八尺深。裡面大約離地一尺的地方鋪上木板，囚犯就睡在裡面、住在裡面、吃在裡面，一切都在裡面。
　我在那兒差一天滿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空軍總部看守所的一位老班長，對我卻相當寬厚，至少在每天吃飯的時候，他把我放出囚室。因為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收押在另外一間囚室裡面，他連吃飯都是在囚室裡吃，我卻是跟那位老班長一起用餐。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想，父親當時在軍中服務，也許他動用了某種關係吧。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被收押，可以說是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除了部隊裡的長官知道以外，我的家人完全失去我的訊息。我在想，祖母，還有母親一定憂急如焚，因為我的習慣是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回家去探望他們。
　在空總看守所羈押的那段時間，我只有在百般求情之下，獲得那位老班長同意，寫了一封家書回去，但家書的內容全都是捏造的，他們不准我在家書裡面寫任何真相。我只能在信裡面稟報父母親說，空軍總部徵召我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到金門去了。
　三月二十四日，我又坐上了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看守所前往新店，到了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首先是接受軍事檢察官的偵訊，偵訊其實是形式上的。那時候都已經接近下班時間，台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我在小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形式上的偵訊。我看到他拿著我的自白書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很簡單，他說一堆，我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
　偵訊結束以後，正式收押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當我走出偵訊室的時候，我看到一位我大學時最要好的沈姓同學。我們互相點頭，交換一個眼神，就分別被押入軍法處看守所不同的房間。
　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看守所裡面用餐的時間過了，天氣很冷。在我進入押房之前，接受一位看守所裡面軍法官的檢查。我穿著空軍的軍常服，深藍色呢子的軍常服，掛著空軍少尉的官階。但那位同樣是少尉官階的軍法官，高高在上，他的第一個命令是叫我脫光衣服。
　在我還沒有解開我自己的釦子之前，他先毫不客氣地把我的少尉官階從肩膀上扯下來，丟下這樣的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不配！」
　進入囚室以後，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生理狀況，就是「飢寒交迫」。囚室裡昏暗的燈光，同房只有一位難友。他很好心地告訴我，「進到這裡來，可能出不去。」然後告訴我很多關於這裡面的規矩。他告訴我，柏楊、李敖、崔小萍也都關在這兒。 （待續）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