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 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 圖／蘇意傑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一直到七月中旬，我才被正式起訴。當我拿到起訴書之後，我才第一次發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共犯而已。我們這個案子，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九個年輕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成大的學生、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的學生、逢甲的學生，還有海軍官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些從軍中退下來的年輕人，及一名高雄商業職業學校的學生。
　在起訴之前，我們這十九個人各有不同的遭遇，當然那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幸運的像我，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偵訊就被收押，另外有某些人甚至遭受過刑求。在起訴之前，所有的人都與外界徹底隔離，既無法通信，更無法接見，只能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跟所謂的思想犯生活在一起。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那個時候，我仔細地把起訴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在學校的時候，跟我們走得最近、最密切的一個同學，名字不在裡面，他是成大中文系三年級的一位學生。當時我就起疑，後來當我被判處三年感化執行完畢以後，經過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當年他連成大都沒有畢業就出國，到加拿大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們的事件之所以會被政府破獲，他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我合理懷疑他應該是個職業學生。
　我們的案子在十一月宣判，十九個人當中，兩個人判死刑，四個人判無期徒刑，六個人判十五年，七個人判感化三年。這只是第一審，而且死刑跟無期徒刑都是當然上訴，經過再審的判決以後，兩個判死刑的都改判無期，又因為蔣中正的逝世，都獲得了減刑，無期徒刑的減為十五年，十五年的減為十二年，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內，七個交付感化三年的都沒有獲得減刑。
　在新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我一直被羈押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我被送到台北縣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後來這個地方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三日獲得釋放。
　在軍法處看守所將近九個月的時間裡面，我了解到在所謂戒嚴時期，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所謂政治的理由，所製造的冤假錯案真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批評所謂的領袖，有些人只是發句牢騷罵了政府，只要有人通風報信，告到調查局，告到警備總部，那些人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鋃鐺入獄。更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情治人員，但卻因為權力鬥爭，而成為階下之囚。
　我在軍法處看守所，待得最久的一間囚室是四號房。四號房是一間只有兩坪大的囚室，分隔成兩個部分，一道短牆隔開，靠門的部分是供囚犯坐臥起居的，短牆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盥洗用的地方，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跟我同囚室的李先生，他本人就是調查局第四處的副處長。在調查局裡面已經是一級單位的副主管。他的那個案子從調查局的主任祕書、兩個處長，再加上他這個副處長共四個人，全部都是因為調查局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就是其中一個人先被逮捕，然後由這個人咬一個，然後咬出來的第二個人再咬一個，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咬。所謂的「咬」，指的是在自白裡面，把某一個人拖下水。事實上，自白通常都是在刑求之下所做成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李先生在調查局曾占有重要職位，他感慨地說也許是以前造孽造多了，終於有這個報應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所有的冤假錯案全都是這樣咬出來的，而且一咬就是一大串。我在看守所那段時間，另外有一個大案子，是所謂的「中正大學案」，是江西南昌中正大學的一批同學，也都是這樣子，十一個人，一個咬一個，一個咬一個，全部咬到軍法處的看守所裡面，然後每一個人都判了重刑。
　從這樣的方式來看，當時所謂的思想犯，根本就是調查局這種情治單位為了增加自己的辦案業績，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由此可見，思想控制其實並不嚴格，真正可怕的是情治單位掌握的權力，才是冤獄真正的罪魁禍首。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當你了解生命在那兒是如此脆弱的時候，有時反而會沒有恐懼了。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恐懼，在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反而變成多餘。
　在軍法處看守所，只要是同一個案子的人，說是為了避免串供，因此都分開囚禁。同案子的人，一定關在不同的囚室裡面，像我們這個案子十九個人就分在十九間囚室裡。在裡面，雖然彼此見不到，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簡單的心靈訊息。用吹口哨、唱歌，或者是敲打牆壁的方式。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會同時引吭高歌，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每一次聽到那熟悉的歌聲時，也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Like a 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我對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心裡面其實有一分感激。雖然他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造成了我這次的牢獄之災。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同時讓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對人性深刻體驗的歷程。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