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囊中有錄音機、電池、譜紙和札記本子，
將一切綑紮在一部老ＤＴ機踏車的尾部，
就這麼著馳出都會奔向海岸了。
◎文／雷驤
哲洋君去世倏忽已十年，當我再次執筆想寫出紀念他的理由，卻沉入一種行文上的搖擺，時時警惕自己不要過於同情那個時代，而陳述形成一種偏倚與傾倒。為此，我一一踏臨哲洋生前行跡之所，以現場的實際喚起客觀的線索。
我尋找到位於台北衡陽路的大陸書店，吃力的登上現今營業所的三樓，書譜等等音樂類的專門書一仍擺列在整然的架子上，猶如往昔在底樓營業人潮穿梭的廊前，這片專門書店裡安靜的氣氛，回想起來反而覺得有點奇異一樣。那時候編輯部雖然設在哲洋自家的書房，但發行和印刷方面的每月事務，必得出入東家的地方參商連繫的。
書店方面的簡明仁兄，在哲洋去世好一段時日後談起：
夜晚夢中仍見哲洋為音樂雜誌的出版事情來找他談。終於有一回他忍不住，明白的說：請不要老是跟前跟後嘛，哲洋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據說此後才不再出現呢。
這一份,<音樂文摘>前後出刊了十九年，幾由哲洋一人主筆譯寫、規畫，每月厚達一百六十頁的雜誌，最終是他在醫院病床上，口述了休刊告別的話，央家人代為打出，附在當期出刊的卷頭語之後，才匆匆辭別讀眾--不久，他自己也辭別了這個世界。爾今我看到這套雜誌全集的合訂本，書脊上燙金名誌在書店顯著的位置閃耀著了。
那夢境中的魂靈無論作什麼解釋，都會十分契合相熟的人們對他的印象罷。
我再度走過那一條種槭樹的坡道，〈僑園〉輝煌的牆圍末端，連繫著哲洋君最後寄寓三年的底樓。我猶記得他煩憂的凝視矮窗外地平線上，才開始興工改建的那座古庭園，發出轟隆的噪音。現在一切寂靜下來，公寓底樓的進出口如黑洞似的張開著。哲洋即從這裡出發畢生最後的一次民歌採集旅行--行囊中有錄音機、電池、譜紙和札記本子，將一切綑紮在一部老ＤＴ機踏車的尾部，就這麼著馳出都會奔向海岸了。
從六○年代加入民歌採集隊伍，卻因為領銜的人主意不同--視此種採集為創作新音樂的素材，這與哲洋所抱守的民俗學方法格格不入，為此，他退出成為終其一生孤獨的採集者。
「他就那樣背著錄音機，從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何況這種工作又須具備多少種類的知識呀！這包括文獻學、發聲學、舞蹈誌、民俗學、社會學、歷史學……，尤其是外交手腕，對這種事裨益更大。為了說服一個村婦下決心唱歌，有時竟要花費幾個小時的口舌的程度。為了糾正村婦的偏見，而又要她深信並沒有瞧不起她之下，去阻止她提出來要唱新歌，抑或到處都能夠聽到的歌，或教會的歌。」
這段話摘取自他親譯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傳記，讀來卻好像描寫著哲洋君本人。從他遺留的書室︱︱如今移贈給國立藝術學院的藏書，我們知悉一個堅心記錄田野的人，窮畢生之力所做好的準備。
就在回想的這個時候，我眼前忽然浮現一張年輕的臉，即四十年前初識的哲洋。雙圓弧的眼睛，長鼻梁，是那種予人好感的年輕動物般的頭臉，底下的嘴唇，卻像包含過多內容而合不攏來似的，但它經常緊抿著，可貴的緘默無言。然而他一旦啟口，則很少人能夠抵拒他通博的感染力。在田野工作的時候，這些特質無疑是有效的用以融合現場氣氛與說服報告人，產生那種「必要的外交手腕」。
那一回東海岸採集旅行歸來之後，他不能掩飾疲憊，向我談起：一度在道路整修中的凌亂地形上，忽而滑倒，且失去知覺片刻，直到被一原住民老婦攙扶起來。他將機車整備好，重新跨騎的當兒，正想致謝的老婦早已不見蹤影，使適才施予援手的情境如真似幻，老婦的形象在他腦中清晰殘留--親切的拍肩與慈愛的語聲，成為此後記憶中守護神的角色。
對於尚且青壯的五十三歲，上述屬於身體提出的警告，他毫不在意，旋即憂慮便溶化在永不罷休的奮鬥裡了--此事發生在其謝世的一年以前。
現在，我站在藝術學院總圖書館頂樓，標示著「李哲洋紀念室」的房間裡。兩面的厚窗幔下垂，隔斷了可以眺望關渡平原的風景，室內櫥櫃彼此靜立對望，此室似乎久已罕人利用。雖然主人公蒐集收藏的書刊資料已經人彙編發布，然而屬於他自身的研究初稿︱︱關於台灣音樂誌／台灣音樂詞典的調查記載、圖錄與記譜，迄無整理登錄，以為後繼者引路，殊令人遺憾。
我拉開窗幔使夕陽射進來，在黃秀梅小姐協助下打開部分的櫥鎖，於是，那個陌生領域的文獻，以奇異的姿影呈現眼前。信手翻揀，不同年代匆促記下報告人的「唸謠」；重拍的老照片工整的粘貼，並加以仔細的註記；手繪的「南澳口琴」圖，邊旁有實測每一部件的尺度。原住民歌調的手寫譜〈鹿之歌〉、〈回憶之歌〉等等。記得這些手記、書籍，連同現今被貯藏在恆溫恆濕設備裡的底片／錄音和錄影的原帶，捐贈當時是用七十只箱子運載過來的。
斜刺裡射入的夕光，投照在哲洋晚年的幾冊私人日記上，溫暖的橙色光線給我以莊嚴的心情。在去世前一年他日記的素色布面之上，尚以白色顏料用心寫出拉丁拼音的自己名氏的花體字--似乎生命還有無限浪漫的暇餘。到了該年歲末，即已檢知身上三個重要器官皆為癌細胞所侵，住院治療。他的最後一冊日記本上，工整的記下化療預訂的日程。雖然他本人因療法而致脫髮消瘦、口腔潰爛、腳軟力乏，仍不忘逐日載寫訪視友人的名氏。有一頁留言給他的女兒：
「明天幫爸爸買嚴肅的信封、信紙，要寫請假單！」--附上醫院方面應他所請，開具末期癌症的診斷書。
衰病中他仍做著一切可做之事--配新度數的眼鏡；在床榻上不斷以意識複習才學會的汽車駕駛術--彷彿所謂醫師的診斷，到後不過一場虛驚而已，生命中待做之事，俱已籌備完成，豈有遽然被死神擊倒之理？
最後的記載是二月十六日：「頭腦轉清醒」。
寥寥數字是為絕筆，接著便是永久的空白。
夕照在紙面閃動，眼前的字跡恍如頃才落下而已。紀念室窗欄的局部投影，在日記本的紙頁上掩出黑色塊，哲洋抖顫卻勉力不苟的書體，時而為陰影所擾斷，然而，那形成的對比卻如此自然，橙黃與黑影之間毫不刺眼的彼此相容，好像在這樣的黃昏光調裡，匆匆留下墨跡而鼻息猶在空氣中的逝者，與我們的距離從未如此接近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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