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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雄 呂副總統的恢復名譽案，二審新新聞敗訴，新新聞社長王健壯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剛開始時，王健壯曾召開記者會表示有「嘿嘿嘿」電話的錄音帶，事後不只提不出錄音帶，連通聯紀錄也沒有，他還說通聯紀錄被變造，反正有利於別人的證據都是錯的，自己又提不出有利於自己的證據，他們儼然以「上帝」自居，自己的正當性不必證據，別人有證據也沒有正當性。曾文惠女士的自訴案也勝訴，謝啟大、馮滬祥、戴錡等被告擺了很高的姿態，他們抗拒司法審判，可是他們提不出前總統夫人出國以及運美鈔出境的紀錄，他們不尊重司法，還聚集一群反李登輝人士謾罵。謝啟大提不出有利於自己的證據，反而要求前總統夫人提出沒有出國的證據，此舉就像有人說謝啟大從事妓女的工作還要她提出不當妓女的證據一樣。馮滬祥一直強調自己有言論免責權，所以言行無罪，大有「我欺負了妳，妳又能奈我何？」的味道。 外來勢力一向就有反本土人士的習性，本土人士無論怎麼做都是錯的。有些本土人士對外來勢力的欺壓感到憤怒，其實沒有憤怒的必要，因為這種現象對本土意識的發展是正面的。 李前總統長期來推動政權本土化，雖然獲得不少本土人士認同，可是也遭遇到外來勢力頑抗，雖然外來勢力的人數不多，可是多數臺灣人缺乏危機感，對外來勢力與本土勢力的感受並無區別，使本土化運動難以推展。前述兩件誹謗案已引起無意識形態民眾的反感，在直覺上他們覺得外來勢力欺負臺灣人，致使他們的本土意識大為提升，對李前總統所推展的本土化運動有很大的幫助。馬英九走尊李路線，對李前總統的批評一概低調處理，這是高招，表面上他是「尊李」，事實上此舉正好抑制本土化的成長，使意識形態薄弱的多數臺灣人有機會讓外來勢力吸收，可是經過謝啟大、馮滬祥這麼一攪和，馬英九可說是前功盡棄，因為一些意識形態薄弱的人已產生危機感，促成本土意識的成長。 李前總統與彭明敏教授是臺灣近代史上兩位關鍵性人物，大學時代他們是好朋友，也同時參加第一屆總統普選。總統大選期間雖然彭教授的助選員（含筆者）大力抨擊李前總統，可是他們兩人彼此不出惡言。他們的目標一致，一方面是促進臺灣政治民主化，一方面是抗拒對岸政權的併吞，所不同的是彭教授走體制外改革，而李前總統則推動體制內改革。因為蔣家第三代介入江南命案，致使獨裁政權接班失敗，使李前總統有機會進入體制內改革，又因為舊國民黨勢力劇烈的內鬥，使在黨、政、軍、特都沒有勢力的李前總統有機會站在平衡點成長，順利的使臺灣的政治民主化，也因為如此才使體制內改革超前於體制外改革。 李前總統在臺灣的體制內改革有相當大的成果，萬年國會改選與總統普選使臺灣進入民主體制。江南命案是國安局指派竹聯幫殺手赴美暗殺江南，而這些殺手是經過國安局組訓的幫派人士，由此可見竹聯幫等幫派是由國民黨政權培養出來的。到李前總統執政時代，雖然也有黑道參政，可是黑道是選民讓他們進入政壇，不像蔣家時代是由特務單位所培養出來，所以體制內改革雖未根絕黑道，但已大有進展。蔣家執政時代以管制進口、提供低於成本的能源給資本家，此舉形同吸消費者的血來培養資本家，產生嚴重的金權政治，李前總統執政時代降低資本家的保護，以維護消費者的權益，雖未完全脫離蔣家時代的金權政治，但已大為進步。蔣家執政時代將對岸定位為叛亂組織，拒絕和平談判，大家都知道臺灣政府沒有能力反攻大陸，卻要背負「反攻大陸」的十字架。李前總統執政時期，消除「反攻大陸」的神話，終止戡亂，不將對岸政權定位為叛亂組織，期待雙方成為朋友。 李前總統推展政治本土化得不到具有「中原優越感」人士的認同，他們以中原人士自居，只認同由中原人士統治臺灣，不能接受臺灣政權本土化，最妙的就是他們也強烈主張「本土化」，他們的言行正像「妓女」強烈主張「貞操」一樣，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反本土化。所謂本土化就是以臺灣為中心，主張臺灣的前途由全體臺灣居民來決定，外來勢力則主張臺灣前途要考慮對岸的意見。李登輝執政時期，外來勢力的基本教義因為反李登輝，所以脫離國民黨，另組新黨，但這些人屬少數，還有不少外來勢力留在國民黨，所以國民黨形成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的利益共同體，其支持者占臺灣居民的絕對多數，形成國民黨的鼎盛時期。
李前總統的體制內改革雖然相當成功，可是使國民黨本土化的措施卻遇到強大的阻力：連戰在總統大選前就被外來勢力操縱，總統大選之後國民黨的權力中心已被外來勢力所把持，使李前總統不得不放棄國民黨，另起爐灶以繼續推展本土化運動。然而外來勢力以柔性攻勢阻止本土勢力的成長，一方面團結新住民，一方面分化老住民（本省人），使本土化成長速率緩慢。然而經過謝啟大、馮滬祥、王健壯等人露出壓迫臺灣人的真面目後，增強了臺灣人的本土意識，使本土勢力快速成長。泛綠營對謝啟大、馮滬祥、王健壯等人的言行不但不必憤怒，還應該感謝他們的幫助，使本土勢力快速成長。
（作者陳茂雄╱臺灣安全促進會會長） ☉ 王惠珀 一個月來，與藥物有關的話題佔了媒體極大的篇幅。先是健保藥價黑洞，然後是兩次重大醫療疏失，都跟藥有關。一般民眾事不干己，恐怕不會太關注藥價黑洞的事情。打錯針吃錯藥，無辜的小寶貝用他們的小生命凸顯台灣醫療現狀的荒謬，才真正引起大家的恐慌。同樣身為人母，看著小寶貝承受大人世界給予的不可承受之重，心如刀割。但是身為藥政主管，面對與藥物有關的藥價黑洞及醫療執業環境，則有著更深沉的哀戚與無力感。 「藥價」兩個字都是名詞，那麼誰是主角？長久以來大家談論藥價黑洞或藥價差時，只談「價」不談「藥」，「藥」在這裡是個可有可無的形容詞。當「價」是主詞的時候，追求利潤就成為主要的考量，追求利潤就要想辦法降低成本，而且以量取勝。當「藥」只是個形容詞的時候，它就像手機或衣服一樣，越便宜而且用的越多，利潤就越大。問題是，「藥」與手機或衣服不一樣，藥有侵略性，藥就是毒，藥吃多了會出問題，談論藥價的時候對藥「去專業化」是最最糟糕的事。我們的藥費支出佔健保總支出的廿五％，美國的藥費支出佔健保總支出的十五％，假設兩國的藥費及醫療費用的單價比值相同，那麼國人用藥大概是美國人的一點四倍。這是台灣人用藥以量取勝的悲哀。 喝杯Starbucks咖啡要花一百元，買一包三合一咖啡只要八元，一瓢咖啡一顆方糖加一口水在嘴裡漱漱也是喝咖啡，既便宜又方便。那麼，為什麼要上Starbucks？因為可以享受專業的服務。用藥與喝咖啡一樣，要的是品質，不止咖啡的品質，還有服務的品質。用藥與喝咖啡又不一樣，沒有品質的漱口水咖啡喝了沒事，沒有品質的藥用了卻會出事。何謂藥物的品質？一顆小小的藥丸用在人身上之前，所花費的研發費用不下二億美金，主要的花費都在於設計與確保用藥的品質、安全性與有效性。也就是說，一顆小小的藥丸所代表的是一種專業的智慧，需要用智慧成本而不是用製造成本來計算。另外，所有藥物的製造，從原料的來源，機器、水系統、空調粉塵、製程、分裝、儲存、人員、電腦紀錄的管控及驗證等，都要遵循「藥品優良製造規範」（cGMP）。在這樣的要求下，國內原有四百家藥廠，現在只剩下一七五家可以製造藥品，可見我們在藥品品質的管控有多嚴格。但是，健保調降藥價的同時，如果不能消彌藥價黑洞，是否會因為藥價利潤降低，而使藥物的製造「漱口水咖啡」化？。 如果以上的顧慮是多餘的，我們管控嚴格出廠的藥怎麼還會品質不佳？因為品質的管控並不止於藥品出廠的那個時間點而已，出廠之後的使用才是藥物真正會出問題的地方。藥物的使用就像傳遞沙包一樣，從藥廠製造開始，到醫師開處方，藥師調配，到病人依囑使用，從頭到尾每一個環節參與的人都需要照規範進行，通力合作才算完成，用藥安全才有保障。這個環節之中，病人是唯一的非專業人員，但卻是接力賽的最後一棒。一個嚴格管控的藥物到了醫療的第三棒，如果因為利潤的考量，使用大包裝、散裝、分裝、聘用非專業人員調劑給藥，藥物品質在這一棒被破功，倒楣的就是最後一棒的病人了。 這是非專業人員執行藥業的危險，也就是用藥一定要有藥師的原因。日本過去的醫療體系沈痾極重，一九八三年健保訂定透明的藥價差，讓藥品交易透明化，而且只給付藥師一天四十張處方箋的調劑費用，第四十一張以上就不給付。由於大部分醫院從藥品得不到利潤，而且調劑不敷成本，自然就釋出處方箋，讓民眾回家找鄰居的藥局調劑藥品，這是健保制度的經濟學將醫療生態導引到民眾享受「一人生病兩人照顧」的醫療品質。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一個病人可以接受藥師十二分鐘的調劑給藥及用藥指導。反觀我們的醫院，藥師平均一天調劑一六○張處方，也就是說三點五分鐘要完成一張處方箋的調劑，速度為東京藥師的三倍。我們有十八％的慢性病患，真正釋出處方箋到藥局調劑的還不到一％。藥價差大，藥事服務費低，調劑量大，藥品創造的利潤就高，醫院管理階層也不諱言須靠藥品的利潤來交叉補貼其他支出，這就是藥價黑洞。三大教學醫院平均每位藥師調劑六點六位醫師所開出之處方箋，而診所卻能維持醫師藥師一對一的開銷。台灣的醫療生態的確有其過人之處。
藥是用來救人的，藥品何罪之有？求取利潤本身也無過錯，人非聖賢，誰無思財之心？但當藥品碰到利潤，拿藥品賺取利潤，讓無辜的病人承接最後一棒就是罪惡了。如果制度引誘人拿藥品賺取利潤，那就是制度出問題了。制度不合理但卻合法，就表示需要修法。立法院本會期有四位立委分別提出修改健保法第四九及五十條，讓政府有透明合理的遊戲規則來執行藥價給付政策，讓藥價單純反映藥物成本及藥事服務，讓橋歸橋、路歸路，杜絕現行制度以藥品賺取利潤所造成的藥價黑洞。這四位立委一位是執政黨、三位是在野黨，清一色是女性。看到她們為正義而執著的態度，不禁要說認真的女人最是美麗，女人的努力讓我們看到社會的良心，讓我們看到台灣的希望。（作者王惠珀╱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
☉張善楠 台灣最近再度熱絡地辯論要西進或南向，基本上是以談論經濟活動為主調，至於談論外交（不論是實質或形式外交），則陳水扁總統的朝全世界「走出去」、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的不限一地一時的攻擊式外交，和游院長提出的「多面向」和「多層次」外交，才是真正的全方位外交。游揆說外交不只是外交部、僑委會和新聞局的工作，而是各部會都應該動起來，這絕對是正確的。但必須注意的是，外交往哪裡動或往哪裡攻，必須有明確的目標，而且這個目標是可能達成的。 台灣攻聯合國及ＷＨＯ的目標明確，但遭遇到結構性的不利因素，因為我們外交最大的敵人中共，是這兩個機構的會員國，這兩個目標可不可以達成，沒有人可以清楚地說出來；我們努力地在做，充其量只達到過程當中的宣傳效果。台灣攻ＷＴＯ目標也明確，而且在進攻過程中，中共不是其內部成員，所以無法從內部有效阻擾台灣的加入，因此台灣的努力和實力可以獲致明顯的成果。 從本年八月底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表示，美國不支持也不反對台灣獨立；到九月五日歐洲議會的友台決議案，台灣的外交空間不無峰迴路轉的可能。放眼當前國際間政府組織，ＯＥＣＤ是一個可以著力的目標。ＯＥＣＤ是世界重要議題的智庫兼發動機構，許多世界重要議題的政策研究和形成都來自於ＯＥＣＤ，可以參加ＯＥＣＤ，就可以直接躋身到世界事務的決策核心。 而且，和當年ＷＴＯ的情形類似，中共雖然正在積極地參與ＯＥＣＤ的各項活動，但不是其會員國，因此無從正式地否決台灣的參與（所以台灣才可以在年前成為其「競爭政策委員會」的觀察員）。總統府和行政院及外交高層如果可以將進入ＯＥＣＤ確立為中期的外交目標，各部會就可以匯集力量來聯繫及參與ＯＥＣＤ相關委員會的議題研討，真正實踐「多面向」的外交和「走出去」的外交。 ＯＥＣＤ經由其專設的二十六項委員會，討論和研究的議題有經貿、環境、教育、廉能治理、公民社會、永續發展、電子商務、生物科技、社會問題、健康、未來研究等，這些議題有些是台灣已有相當成果，有些是台灣需要向ＯＥＣＤ國家學習的。ＯＥＣＤ非常強調參與國之間的對話和同儕審議，台灣透過參與其各項委員會，不但可以擴展出另一片外交天空，還可以實質提升國內各項施政的決策和執行品質。 第一，選定相關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時，可以選擇和台灣經貿比較密切的ＯＥＣＤ會員國家，如美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和部分歐洲國家等。尤其歐洲議會九月五日通過多項友台條文的決議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呼籲中共撤除所有台海沿岸飛彈及逐步解除沿海省份軍備，呼籲歐盟執委會展開與台灣協商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促請歐盟部長理事會及執委會尋求讓台灣參與亞歐會議（ＡＳＥＭ）的方式。 第二，各部會辦理國際會議，宜及早規劃邀請ＯＥＣＤ相關部門之主管人員（如新任教育部門主管澳洲籍的Barry McGaw博士）、各國派駐ＯＥＣＤ大使（如經由美國布希總統新派任的Jeanne L. Phillips女士及曾在ＡＰＥＣ的新任韓國大使Kyung-tae LEE，和曾經留日並擔任過駐日大使的德國Hans-Stefan Kruse），及常為ＯＥＣＤ所借重的學者專家參加（如腦及認知科學專家Manfred Spitzer）。 第三，相關部會應隨時注意ＯＥＣＤ的各項研討活動、論壇活動及研究活動，主動派員或補助領域內之學者專家參加。另外一種時間較長的參與，是透過ＯＥＣＤ的Center for Co-operation with Non-members。該中心特別設有一個專家訪問計畫（Visiting Experts Programme），從一九九八年以來，已經安排了三十四位來自五個非會員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俄羅斯、中共）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至經濟、教育、環境、財政會計及投資、食物及農漁業、科學技術及工業、統計等相關中心或委員會進行三個月到六個月的訪問研究，這項訪問計畫可以借重學界及業界相關人才。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行政院已設立的跨部會協調監控小組，設專人掌握ＯＥＣＤ之動態並協調統合各部會參與ＯＥＣＤ的活動；並將對ＯＥＣＤ的接觸列為我國駐法單位和駐日內瓦ＷＴＯ代表處的任務之一。
台灣參加ＯＥＣＤ，不需要玫瑰也不需要槍，只需要確立目標、有統合機構、有步驟。台灣的多層面外交和攻擊式外交，可以偶爾用霰彈打打小鳥，但也要有攻佔具有豐富寶藏之堡壘的雄心壯志，ＯＥＣＤ是值得瞄準及攻佔的目標。（作者張善楠╱美國賓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 ☉黃曉明 那天，從南部北上，在候車室見到一中年男子，拿著行動電話不斷高談闊論，我刻意遠離「噪音」，心想，待會兒千萬別和他同車，否則，耳根子可要不清靜了。 不幸的是，他和我搭同班車。 一上車坐定位，我習慣性地拿出隨身聽，閉上眼睛休息。隨著車子的搖晃，頓覺睡意來襲；突然，一陣陣急促的鈴聲，驚醒了我，坐在我前面的中年男子，不疾不徐拿出行動電話接聽，然後再度進行演說式的談話。 耳機流瀉出的音樂是輕柔的，被他忽高忽低的話聲干擾，讓我有點煩躁，但是，我隱忍了一下，只是把耳機音量調大了些。 好不容易他說完話，我再度入睡，耳機也收了起來。 又是一陣鈴聲，但是是不同的鈴聲，我張開眼，是更前面的乘客，不過聲音小，一下子就結束對話，我不以為意，這人算是有公德心。 但是，惡夢還未結束。那中年男子興致又來，撥了手機，然後又接了來電，一再重複的動作，我只好再戴上耳機，拒絕聽他那無聊的對話。 三個多小時的車程，想好好補個眠的我，被這位把行動電話當聊天工具的老兄，吵醒好幾回。當他起身去上廁所時，經過我身邊，我不禁狠狠瞪了他一眼，甚至想伸手把他的行動電話扔到車窗外。 這些年來，每年總有機會到日本觀光、停留、也見識到日本對行動電話使用者的教育。當ＰＨＳ還不是那麼流行，電車中也少有人拿電話；漸漸地，連學生也有錢買手機，但是搭電車時即使電話鈴響，總是見他們掩著嘴小聲說話，有時連站在他們面前，也聽不清楚說些什麼。 前陣子，再去日本，鈴聲已不再響起，為了怕打擾別人，鈴聲皆成振動式。回國後，除了在家，其他時候我也把手機鈴聲改為振動式。 今年去大阪，看到的是，大家都成了拇指族，傳簡訊或是接收其他訊息，電車中講電話的情形大減。 曾和日本留學的朋友聊起，她說，當初行動電話在日本萌芽時，電車中便開始張貼標語，使用手機時應以不影響他人為主，並且請考慮到周遭可能有心律不整的患者，會因電磁波干擾導致心臟暫停；上電影院、圖書館等公共場合，也要求關機。 不僅如此，電視上也大量廣告，教育民眾小聲說話。 搭乘電車時，工作人員也會廣播，盡量不要使用行動電話，以免造成他人困擾。 她說剛回台灣時，簡直無法忍受噪音污染，她不明白，公車上旁若無人講電話，司機也不會制止。在電影開演前，明明告訴觀眾，請關機，但是還是有人視若無睹，而且說話者一個比一個大聲。 當聽到捷運開始有靜音車廂時，我還為捷運公司大大鼓掌了一下；最近也有公車在車廂內張貼廣告，希望乘客使用電話應輕聲細語；但是，靜音車廂內乘客依然在禁止的標語下講電話，公車上鈴聲、說話聲照舊。 問過日本人，覺不覺得台灣行動電話聲擾人？她想了一下，回答我，台灣的車聲、噪音那麼多，比起這些，就不覺得吵了，我只能苦笑。 常有種感觸，台灣在某些方面很跟得上世界潮流，但是，對於「人」的尊重，一直沒有進步，汽車，不禮讓行人，抽菸者，不懂得尊重不想吸二手菸的人，打行動電話者，從不考慮他人是否願意聽他說些雞毛蒜皮的事，也從沒想過，這樣的鈴聲、音量是否打擾了別人？台灣的行動電話業者，在拚命促銷手機之餘，是否能負起點社會責任，教育使用者，在公共場所不要太隨心所欲，高談闊論？是否能減少些鈴聲下載的廣告，尊重他人不想被干擾的心情，建議多多使用振動式？生活在都市叢林裡，每天要忍受汽機車的喇叭，鄰居的狗吠，上司的聒噪，政客無聊的口水聲，是否能讓我們在搭車、看電影、到圖書館，甚至去醫院時，擁有片刻的清靜。
生化柴油 動力汽車 環保又實惠 ☉楊德源 世界各大都會的空氣品質，由於機動車輛的廣泛使用，污染狀況日益惡化。各國無不極力開發再生能源及替代動力車輛；除了改善空氣品質之外，也可以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在試驗中的新科技，以燃料電池(fuel cell)的發展最具潛力，完全沒有廢氣產生，但是離商業化量產，還有一段時間。另一項，雙動力汽車(hybrid car)則已經在美國加州大力推廣。 這種汽車使用汽油及電力為動力來源，每公升汽油大約可以行駛三十四公里。在擁擠的都會區，走走停停的交通狀況，這種車會以電力驅動，非常有助於空氣品質的改善。雙動力汽車的售價，雖然比傳統汽車高出許多，但是省下的汽油費用相當可觀，絕對值得採用。再者，政府亦可以考慮燃料稅隨油徵收，以鼓勵駕駛人採用符合經濟效益的雙動力汽車。 就廢氣的排放，貨車、大客車的污染程度，比小汽車高出數倍，而且會排放出許多致癌物質。主要的原因在，這些車輛使用柴油引擎，而柴油的燃燒常常不甚完全，造成黑煙及固體微粒的排放。美國能源部推廣生化柴油(biodiesel)的使用，無數環保人士積極支持。這種油以大豆油和柴油混合而成，一般的柴油引擎汽車，不需要經過任何改裝，就可以使用生化柴油。排放出來的廢氣，所含的污染物比使用柴油要少許多。一般常用的混合比例是大豆油占二十％，傳統柴油占八十％。 大豆油也就是我們常用的沙拉油。生化柴油的成本，比傳統柴油略高，但是若考慮環境品質的改善，多花的少許成本，應該值得。有的利用麥當勞炸薯條用過的大豆油來混合，可以再節省若干成本，環保加上廢物利用，一舉數得。改善台灣的生活品質，不需要冠冕堂皇的口號，也不需要大筆經費。雙動力汽車、生化柴油，是已經試驗有成的技術，值得在台灣推廣。
（作者楊德源╱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營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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