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

　個人受慈善家陳綢所感動，在南投埔里的陳綢青少年紀念營地擔任義工，這是一處安置勵行少年的地方，在此的青少年都曾無知犯了小錯，陳綢認為，挽回一個這樣的孩子，社會上就會減少一位像陳進興那樣的壞人，比她過去栽培上百位大學生還值得。

　桃芝颱風過後第五天，我在營地與孩子們分享這幾天的心情，希望孩子關心社會的脈動，當談論到救難英雄投入災區的英勇，敘述著受難者的悲淒，家破人亡，什麼都沒了，擁有的只是可貴的生命，期待孩子用這樣的角度珍惜生命、關懷社會。

　志平自告奮勇地說：「阿姨，我要捐錢給災民，妳幫我帶去給他們。」隨後，偉辰也說他要捐。我問輔導社工員：「他們有零用錢嗎？」才知道他們口中的阿嬤陳綢，指導他們種植蔬菜，賣菜所得都是他們的零用錢。知道他們有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錢，我決定接納、代轉他們的捐款，讓他們也有機會為社會盡點心力。

　那一天，我離開營地時，雙手的手背交替擦拭著眼淚，內心仍悸動不已，反覆想著「誰說他們是壞小孩」，「誰說他們牛就是牛，牽到北京也是牛」，忍不住拿起大哥大，撥電話給阿嬤，告訴她：「阿嬤！妳實在是好成功，這段時間妳對孩子們的付出是值得的，妳好偉大！」當我告訴她整個經過後，她也哽咽地說：「我就說嘛！為何我告訴別人這些孩子很乖，就是有人不相信。」

　當天在場的每一個孩子都捐出他們的愛心，有十元、廿元，也有人捐出他所有的財產四百六十元，更有孩子要向輔導社工員預支下個月的零用錢。不管多與少，都是他們發自內心深處的慈悲心。說他們是壞小孩的人，有他們的愛心嗎？我實在太感到安慰了，同時也要告訴孩子們，阿姨以你們為榮，更呼籲社會各界捐助災民的愛心與熱情不要冷卻。（作者林沂瑾╱良顯堂社會福利文教基金會義工）

以實際行動發揮同胞愛

　「我是李炯宗醫師，我們已經抵達南投縣信義鄉蘿娜村。」八月四日上午十一時許電話中傳來長庚醫院支援桃芝颱風災區首支醫療隊伍的聲音。這時刻，我們深感以行動表達我們的關懷才是最真實的。面對多日來各種災後的報導，醫院同仁心中的沈重可以體會。八月三日下午，院長決定派出醫療隊到中部山區後，在短短的兩小時，各項準備工作及成員的安排已就緒。這種效率與熱忱令指揮醫療救援的南投縣衛生局也迅速為我們的醫療支援隊安排妥當次日上午直升機機位。

　面對一次次的災難，院內同仁心中的關懷與熱誠常常苦於無處表達。九二一震災後，捐血、捐款之盛況及參與災區醫療團之踴躍，令我們深感院內同仁的愛心是非常澎湃洶湧的。這種同胞愛，除了平日展現於對病人的關懷之外，對於院外需要發揮愛心的關鍵時刻也絕不落人後。新航空難發生後的迅速動員，讓我們深覺有效率緊急救難團隊的必要性及其成效。如今我們結合了醫院的「災難救護隊」和大學師生的「急難救護團」，隨時可讓我們的師生及同仁以迅速行動到達需要緊急醫療救援的現場。地震災後，東勢及中寮醫療支援的行動，更讓我們覺得結合大學師生和醫院同仁的常態性「醫療服務團」之必要性，這次的迅速行動更反映出平日耕耘的成果。

　「長庚醫療服務團」是結合有志於偏遠地區居民做醫療衛教服務的長庚大學師生及長庚醫院同仁的團隊。平日做好訓練及規劃，寒暑假或必要時則組隊到較需我們服務的災區或醫療資源缺乏區，如現今的信義鄉災區、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雲林縣濱海地區或是南投縣中寮鄉，做有效或較持久而定期的醫療衛教服務。每次的活動後，能做出整理報告並將此經驗及追蹤調查的主題傳承下去，希望未來「長庚醫療服務團」能在國人及受惠地區居民心目中建立永恆的健康維護團隊形象。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我們多年來耳熟能詳的賑災口號，雖然因經濟不景氣導致目前社會捐款不如以往的盛況，但以各種行動展現愛心仍是我們社會最珍貴的資源。國人的愛心，讓我們深感這社會的溫暖，我們更要珍惜這愛心，讓它所展現的捐款及物資做最有效率的運用，讓它凝聚的力量化為長久而持續的關懷。（作者黃燦龍╱長庚醫院副院長）

合理的健保內科門診醫療品質和診察費

　以心文為筆名的作者在「對自費門診的疑慮」一文中（自由廣場，七月二十八日），要求健保門診三小時內只診察十位病人，讓每位病人平均可分配到十八分鐘，對醫學中心診察內科轉診病人而言，仍然不夠周詳，若基層內科醫師能花費十八分鐘診治病人，可以提升醫療品質，減少醫療失誤和糾紛，筆者樂觀其成，可是依據成本計算，合理的診察費，每一人次至少要新台幣五百五十元（請參閱計算表）。瀕臨破產的健保局，不可能將現行支付基層醫師交付處方門診診察費自新台幣二百七十五元，提高一倍。

　以目前健保局支付標準而言，醫師最多只能花費九分鐘診察一位病人。心文告訴讀者應要求醫師花費十八分鐘診察，是不合公平正義的。主導規劃全民健保制度的三位人士之一，楊志良教授認為全民健康保險成功的基本要素是：一、認同社會連帶責任，二、由付費者和醫療提供者協商醫療給付的內容、水準及支付標準與金額，三、尊重醫療專業自主以及承擔健保財務及醫療品質責任。

　如果健保局自行決定只付給基層內科醫師合理的診察費的一半，請問所聘僱的護士和接待員、房東、水電和醫療糾紛的原告，都能減半收取費用？我們的社會一方面吝於付出合理的代價，卻要醫師提供完美的醫療服務，是否苛求？就如同我目前的交通工具是一部2000西西的國產豐田汽車，朋友告訴我應乘坐價值新台幣二百二十萬元的賓士E240轎車，並且告訴我給車商新台幣一百一十萬元，就可將車子開走，而且應要求車商保證無瑕疵，願意賠償汽車事故的損失。

　假如筆者不敢如此厚顏強求，也沒有購買賓士汽車的財力，反過來要求全體國民不可以購買超過2000西西的汽車，或是價錢超過新台幣九十萬元的汽車，因為別人開賓士汽車，人身安全的保障比我好，尤其是兩車相撞時，我會吃虧，是社會不公平性，這種心態是否合理？

　病人有權利依據不同的工作性質、生活水準及經濟能力，樂意付出合理的代價，滿足其個別的醫療品質需求。如果由政府硬性規定齊頭式的醫療水準和全國統一的醫師診察費，顯然違反民主社會多元化自由經濟的供需平衡原則，扭曲醫療服務的真正價值。唯有政府及社會大眾能尊重醫師的專業服務價值，支付醫師合理的診察費，才能確保醫療品質，保障病人的權益。限制他人的求醫權利，也是侵犯人權行為。

　基層醫師的領導人王英明在「自費門診爭議，見樹不見林」一文中（自由廣場，七月三十日），舉加拿大的全民健保為例，認為只要落實轉診制度，將醫學中心的門診診察費提高五至七倍，就可以解決問題。目前病人捨基層醫師的方便性和可及性，歷經艱辛至醫學中心求醫，原因眾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病人對醫療品質的安全感不足，若硬性規定民眾非經基層醫師轉介，不得至醫學中心求醫，基層醫師將面臨病人以醫療糾紛為要脅，強迫轉診的困擾，而且也會出現以電腦印表機，每五分鐘轉診一位病人，就能獲得新台幣二百七十五元診察費的輕鬆專業門診，當然健保局又會訂定合理轉診量加以對應，但仍然無法將門診醫療導入正規。

　也許王英明醫師不知道加拿大魁北克首長患皮膚癌，對加拿大的醫療品質沒有信心，特地至美國治療，許多民眾也是如此。一九九三年十月全國大選後，執政十年的進步保守黨在二百九十五席位的國會中，由原先的一百五十三席掉落到僅當選兩席，連黨主席坎貝爾女士也告落選，目前加拿大也在大肆進行改革。

　另一位基層醫師謝坤川在「李明亮打了我一巴掌」一文中（自由廣場，七月三十一日）宣稱健保門診的醫療品質不見得比自費門診差。筆者完全同意，就如同福特汽車公司的電視廣告，從外形和關門的聲音，Metrostar和賓士汽車難以分辨，可是福特汽車公司並不要求賓士汽車不得以三倍的價錢出售，也不會主張應禁止輸入賓士汽車。

　合理診察費的計算根據：三十二歲基層內科醫師初次在台北市開設門診，第一年需支出的金額列舉如下：

　依據勞基法，計算一年工作時數：實際工作日數： 365天─91天（隔週休診2天）─ 9天（國定假日）─10天（休假、病假、進修） = 255天；一天上班八小時，實際工作6.5小時；全年工作時間 = 60分鐘�6.5小時� 255天= 99,450分。

　成本計算：每一分鐘成本 = 3,041,600.00元 / 99,450分 = 30.6元。18分鐘的診察費 = 30.6元� 18分 = 551元。

　所以健保局應支付合理的診察費至少是550元。這個金額是最基本的數目，對一位開業二十年的醫師而言，醫師、護士和接待員的待遇，尚須依照年資調整計算。（作者謝炎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副院長）

　國會存在的最大意義有二：其一是代表民意，監督施政，避免國家走到專制獨裁的道路。其二則是以專業知識立法，使國家在法制上長治久安。

　在第一層意義上，我們需要的是新民意來沖刷舊民意，以避免民意代表惡化成利益結構，從民意的代表，變成人民的主人。在第二層意義上，我們需要的是有專業知識的人才來代替以政治為專業的政治人物，以免政治掛帥，百業蕭條，制度反智，知識遭殃。

　在作法上，第一種情形，合理的狀況是讓新的民意儘量貼近主流民意，這樣才能形成中道的力量，作為政局穩定的堅固基礎；例如當年聲稱代表全中國近五億人口的立法院，與目前代表二千三百萬人口的立法院，在人數上竟然類同（其實當年在萬年立委退職後，人數一度劇降到一六五人），這種設計（單一選區，複數當選人），其實就是國會亂象的主要原因，主流民意敵不過分眾的利益，中道力量永遠不可能出現。在第二種情形，以政治為專業的政治人物，取代了所有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才後，政治必然變成一門獨大的顯學，而所有的知識在政治光環的壓抑下，都會變得黯淡無光，因此諷刺的是連藝術家都必須戴上一頂政治的帽子頭銜，才會滿足世俗的想望，例如音樂家許常惠，竟然可以被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許常惠所取代。這樣的國家必然在民主法治的路上寸步難行，更遑論長治久安。

　因此，無能的立法院是以上設計的必然的結果，改進之道無他，民代減量是國會改造的必要條件。以美國為例，其參議院不過一百席，眾議院也只有四三五人，平均六十三萬人產生一席，印度國會議員五三四人，高達一百五十六萬人產生一席，我國立委二百二十五人，平均每十萬人就有一位立法委員。在這個減量的必要條件下，國會的組成，由複選制走向單選制，在單選的兩票制上，一票給候選人，一票給政黨，才有可能走向主流民意，中道力量才會出現，政黨的結構才能穩定的相互監督，良性競爭；也只有在這個必要條件下，知識才會獲得它應有的尊重，知識的智慧才有可能取代專業的政客，帶領國家走上更好的境界。

　因此，讓我們一齊來推動立委減半，讓龐大臃腫的國會，變成主流民意，各種專業人才可以精緻設計國家法治制度的殿堂。（作者蘇盈貴╱律師）

護照加註「台灣」

　三個台灣商人，自歐洲德國回台，在法蘭克福國際機場欲搭德航（Luft Hansa）前往香港轉機回台，在德航櫃台遭到拒絕。德航工作人員說，你們要去台灣，必須有「台灣」的簽證，在你們的護照上我找不到「台灣」的簽證，所以抱歉不能讓您們登機。

　這三位台灣商人一聽，啼笑皆非，辯稱他們是台灣人民，是要回去台灣，不需要簽證。那人說，你們拿的是「Republic of China」的護照，不是台灣的護照！

　這絕不是特例，因為拿「Republic of China」護照，引起的不便，處處皆有。

　一位台灣留美學生，前往非洲肯亞開會，會後欲搭機由倫敦機場轉機回美。機場櫃台工作人員表示，「中國人民」（Chinese）進入英國倫敦機場，不論是要入境或轉機，都應先取得英國簽證。台灣學生說，我是「台灣人民」（Taiwanese），不是中國人民（Chinese），不必簽證。但肯亞機場的櫃台人員說你拿的是「China」的護照。經再三交涉，櫃台人員又打電話去倫敦機場問，最後才放行。

　另一個留美台灣學生，經由倫敦轉機前往埃及開羅。台灣人民前往開羅可辦落地簽證，簽期三十天以上，而中國人民只有十天，那位學生的回程機票是二十天後，倫敦機場工作人員認為可疑，不讓登機，經再三交涉說明，才使那位機場工作人員弄清楚「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與「China」（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有什麼分別，同意准予登機。

　最近中國大陸人民出國人數越來越多，各國海關及警察對「中國人民」及「台灣人民」之處理不同。中國人民因多涉及走私、偷渡及其他犯罪，查緝較嚴，台灣人民則較受禮遇。

　因為這樣，時常出國的人，希望在台灣的護照上面加註，使外國海關、警察，了解我們的身分。目前較能被接受的方法，就是在護照上加註「台灣（Taiwan）」。（作者姚嘉文╱總統府資政）

如何處理他人過惡？

　郭正典醫師「慈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自由廣場，七月三十日）一文刊出後，筆者與郭醫師在電子郵件中談到，個人對文中所引六祖惠能「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的說法，略有不同的意見。郭醫師不以為忤，並懇賜高見。由於筆者認為，個人在這方面之佛法體會，對鄉愿而不重伸張社會公義之佛教徒，似有針砭之意，故得郭醫師之允，將筆者函中之觀點發表出來，在此先予以致謝！

　在傳統華人社會中（佛教也不例外）瀰漫著的，正是這種不分是非黑白，鄉愿冷漠，而又以「不見人過」為護身符的空氣。六祖之言，對於老愛挑釁他人，卻從「不見己過」的修行人而言，當然是一味對症好藥，但若藥不對症時，也可以成為一劑人間毒藥。

　筆者從佛法而來的體會是，一切修行不脫「八正道」。八正道之首為正見，分為世、出世正見。第一、世間正見有四：正見有善有惡，正見有業有報，正見有前生有後世，正見有凡夫有聖人。以此觀之，不能分辨善惡，如何避免惡業苦報？既能分辨善惡，又怎可能不見人之善惡？第二、出世正見：即是四諦、緣起，亦即無常、無我之正見。

　以此二種正見，下一步可分別作世、出世正思維。第一、作世間正思維時，應如是念：某甲之惡確屬罪惡。對罪惡不可無動於衷，那不是涵養好，而是麻木不仁––這也許是肇因於沒有明辨善惡的正知正見，也許是肇因於個性怯懦，不敢正直以對。無論如何，這兩種心態（知見上的不能明辨或情意上的不敢面對），都無法生起清淨道品，因為它不符合「四正斷」（註）的原理︱無法令自己「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令不生」。

　第二、作出世間正思維時，應如是念：雖此某甲之惡確屬罪惡，為我之所深切厭惡，我不敢說是「嫉惡如仇」，最起碼勤修「四正斷」的我，作為一介修道人，也應嫉惡「如病、如癰、如刺」，恨不能拔除其惡而後快。

　但謹記「諸行無常」，不要陷入「常見」，而把此「罪惡」等同於「某甲」，因為某甲也有改惡修善的可能。所以對於某甲，不要在事過境遷之後，還老是存有「一朝為惡者，必是終生為惡」的偏見與惡感；甚至要儘量為某甲製造讓其得以改惡修善的機會。手段即使剛猛，動機卻不妨慈悲；此所以大菩薩雖對眾生眉毛拖地，必要時也還是會示現怒目金剛相，以「折伏」眾生之惡。

　再者，也要謹記「諸法無我」，千萬不要陷入我見。因為一旦陷入我見，這時對待某甲，關注的不會是「如何使某甲斷惡修善？如何避免某甲之惡危害眾生？」而是「某甲之惡對我有無利害關係？我應如何對待某甲，才能於其過惡避免禍害或攫取利益？」一旦陷入我見，若與我無利害關係，則此過惡與我無關，「自掃門前雪」即可，何苦管到「他人瓦上霜」呢？於是視其過惡，自然無動於衷；若有利害關係，則更可能鄉愿討好，可能成為幫凶，可能狼狽為奸，可能利用其惡以製造更大罪惡，……總之，這都不外乎是出自於「自我」的考量，好能於某甲之惡避免禍害，或是攫取利益。

　所以，修行重點不在於「不見世間過」，而在於去除「常見」與「我見」。在「無常」與「無我」的立足點上，為明辨是非而悲憫眾生故，「見世間過」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六祖所說的「他非我不非，同體是大悲」，這種高潔與慈悲的盛德，是立基於「明辨是非」的基礎之上的。否則，不知他之所為，究竟是「非」還是「不非」，則焉能令自己「不非」？又如何能「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呢？

　所以六祖的「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說法，最好改一字，改成「若真修道人，不計世間過」––「不計」是指不計較其在自己身上所犯下的過失，沒有報復意欲，此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是也。此一精神，復可發展為「菩薩不捨罪苦眾生」之大乘情懷––為了使對方避免苦切果報，也為了避免對方之惡危害眾生，當然還是要想辦法制止對方之惡！（作者釋昭慧╱中華佛寺協會常務理事）

（註）：「四正斷」意即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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