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小檔案 　一九二五年生，台灣台南巿人，曾任小學教師多年，現已退休，定居左營。作品以小說創作與文學評論為主，曾獲中國時報文化貢獻獎、鹽分地帶文學貢獻獎、高雄縣文學貢獻獎、府城文學貢獻獎、文建會文化獎等獎項的肯定。 　一九九九年並有「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舉辦，向老作家奮鬥不懈的一生致敬。二○○一年八月，獲第五屆國家文藝獎殊榮。 ■重要著作 　著有評論集《台灣文學史綱》、小說集《紅鞋子》、散文集《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雜文集《從府城到舊城》、《追憶文學歲月》等作品八十多部。

　剛獲得「國家文藝獎」的葉石濤，從事文學創作與評論近六十年，累積了龐大的文學成就。文評家陳建忠就作品剖析葉石濤的精神內涵與文學理念，為我們呈現葉老終身奉獻文學的天真執著面貌。 ——編按

文 ◎陳建忠　
攝影◎陳文發　

葉石濤（葉老）有張照片，書房中的他戴著一副大大的眼鏡，頭歪斜著，雙手撐著下巴望向遠方。有那麼一刻真讓人以為他看到了文學精靈在跳舞，否則他為何會那麼像一個看戲看到出神的天真小孩？
然而，在他的回憶錄裡也會常看到一些牢騷話，他喜歡說：「台灣的作家都是自生自滅的」，說他自己是「老弱作家」、「遭天譴的人」，說他下輩子絕不再當作家之類的話，這時的他又真像老於世故的老人，虛無得可以。
一九二五年出生的葉石濤，身上似乎就重疊著這兩種人格特質。從十八歲還是「紅顏少年」時發表第一篇作品以來，他的天真與世故，或說對文學的執著與對世情的透澈，交相疊映在他的各種創作中。自小說、散文、評論、回憶錄到翻譯，葉石濤的寫作歷程綿延至今已有六十年，他的文學之路可說見證了日據末期到戰後五十年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在戰後台灣文學史上每個重要的時刻幾乎都出現過他的身影，對他而言，文學似乎不再只是個人愛好而已，而已成為一種「志業」，他的台灣文學志業具有的理想性與現實意義毋寧是值得我們再三回顧的。
時代與思想：創作的根源
綜觀葉石濤日後的創作表現，其實都源自於他一套完整的文學觀與世界觀，我們固然可以用寫實主義美學、社會主義思想、人道主義立場來描述他表現的重要特徵，但形塑他的那個時代，恐怕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其中，「日據末期」與「戰後初期」兩個階段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葉氏的文學之路，日後的創作與評論可說都自這兩股根源湧出。
接受日本殖民教育而成長的葉石濤，一貫地經歷了殖民地青少年一段國族認同的尷尬時期，在他的文學導師西川滿以法國耽美浪漫文風的薰陶下，也不免循著乃師的路線在皇民化運動下兀自做著文學美夢，青年葉石濤批判過台灣作家的作品是「糞寫實主義」即是一個「不良印記」。這些經歷後來迭受中國民族主義者批判，想是因為他後來轉向對台灣鄉土文學而非中國文學的提倡，這個「轉向」在他們眼中自有「悖離祖國」之嫌，若是如葉盛吉（見《雙鄉記》，人間）一樣由皇國少年奔向祖國革命，則這些經歷必不再如此不堪。然而無論如何，葉石濤畢竟以一個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么兒的身分，一方面聯繫了台灣新文學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皇民化運動下台灣知識菁英的精神歷程。
葉石濤的戰後初期可以從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他一九五一年因「匪書事件」被捕繫獄為止，這段期間台灣社會與政治的變動可謂驚心動魄，葉石濤所置身的是統治政權移轉、陳儀行政長官公署的中國化政策、禁用日語與接收官僚貪污腐敗的時代，期間一連串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二二八事件」、「頒布戒嚴令」、「國府遷台」、「白色恐怖」，幾乎使每個知識菁英都無法避免不去思索台灣的命運問題。葉石濤在這個時期經由台灣現實刺激與左翼思想的薰陶，對他文學觀與世界觀的衝擊是可以想見的。爾後經歷白色恐怖的洗禮，雖曾使葉石濤自縮於社會的角落而遠離文學十數年，但由文藝愛好者變成文學使徒的轉變，相信正是源自於這無可磨滅的歷史啟示。
在《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書中葉石濤曾經提到：「從青春初期的日文轉移到中文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從拋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遺毒，到接受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過程，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又是另外一個過程。」在我們看來，這些轉變莫不是從這兩個時代根源孕生出來，當我們回顧葉石濤以台灣（鄉土）文學作為志業的悠悠歷程，這當是不容忽略的關鍵。
提倡鄉土文學寫作：
六○年代中期至八○年代
從葉石濤的創作史來看，他的文學創作開始於戰爭時期的一九四三年，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刊出他的日文小說〈林君寄來的信〉與〈春怨〉兩篇小說。由於受到西川滿浪漫主義文學的薰染，葉的早期小說有著「戰爭的無視化」的特色，並且可看出受到法國小說及日本「感覺派」美學的影響。
但到戰後初期，他的文風雖不掩部分早期唯美風格的殘餘，卻是此時創作力最旺盛的小說家，並且作品還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這些迄今尚未結集的小說從取材與創作時間上可大分為兩類，分別是稍早以四百年來台灣歷史事件為背景的歷史題材小說，如〈來到台灣的唐．芬〉、〈澎湖島的死刑〉等，葉石濤有系統的記錄台灣在不同占據者的統治下，每個歷史階段裡台灣人民反壓迫的故事。另一類則是稍晚創作的，以台灣當代現實為背景的寫實小說，如〈汪昏平、貓和一個女人〉、〈三月的媽祖〉都隱約地透露出葉石濤以素樸的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站在台灣下層民眾立場來凝視現實，尋求「解放」的心願。
剛把眼睛轉向現實就被逮捕的葉石濤，原先因「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知匪不報」被判刑入獄三年（原判五年），一九五四年減刑獲釋。艱困的現實逼使葉石濤在蟄伏了十五年後，一九六五年才以小說〈青春〉與評論〈台灣的鄉土文學〉宣告復出。在復出之作〈台灣的鄉土文學〉這篇重要的文論中，可以看到他受泰納《英國文學史》所主張之闡釋作品應注重種族、風土、時空之說的影響，其實在這裡已宣告葉石濤以寫實主義與台灣鄉土、歷史為視角的文學觀與世界觀，他念茲在茲的無非就是為台灣省籍作家寫史，這份使命感顯得異常驚人的巨大與沉重：「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今天看來，或許不免有些人會以「省籍情結」來詮解，但衡諸台灣本土作家在缺乏中國經驗與語言優勢下的處境，這又似乎不難理解。這個觀點，延續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夕，一九七七年葉石濤又以〈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再次加以強調，雖被陳映真以有「分離主義」之嫌相質，但葉石濤的文學志業於此可見一斑。
是以，後來接續出現的《葉石濤評論集》（蘭開，一九六八）、《葉石濤作家論集》（三信，一九七三）、《台灣鄉土作家論集》（遠景，一九七九）、《作家的條件》（遠景，一九八一）、《小說筆記》（前衛，一九八三）、《沒有土地，哪有文學》（遠景，一九八五），無非都是一篇篇鄉土作家評文累積而成的結果，而葉石濤作為文學評論家與文學史家的地位，可說也是在這批作品中建立起來的。這些文學論集在台灣新文學傳統的背景下，顯現了葉氏一貫強調的回歸鄉土、階級、人性的美學準則，幾乎戰前戰後重要的本土作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定位。有了這些基礎，終於在解嚴前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一九八七）這本文學史著作，可以說正是葉石濤自復出後二十年來的心血所在，至此，葉石濤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他寫台灣鄉土文學史的使命。
不過如果衡諸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復出後到八○年代之間的小說（四十多篇實完成於一九七一年左右，之後又中斷了十五年而致力於評論），如《葫蘆巷春夢》（蘭開，一九六八）、《羅桑榮和四個女人》（林白，一九六九）、《晴天和陰天》（晚蟬，一九六九）、《鸚鵡和豎琴》（三信，一九七三）、《噶瑪蘭的柑子》（三信，一九七五）、《葉石濤自選集》（黎明，一九七五）、《採硫記》（龍田，一九七九）、《卡爾薩斯之琴》（東大，一九八○）、《姻緣》（新地，一九八七）、《黃水仙花》（一九八七），葉石濤文學評論中的文學觀卻並沒有被完全實踐，作品中刻意地荒謬情節與誇張、佯狂的人物，甚至是帶點嘲弄、調侃艱苦人生的語氣，以及無能男性與堅毅女性的愛情故事，在在都使這批小說具有濃厚的浪漫與寓言一般的風格。葉石濤曾說小說是反映現實而非用來批判的，但剛經歷過白色恐怖後的驚弓心態或許才是主因。這些作品與評論中具有的若干矛盾與齟齬，正說明同時身為小說家與評論家的葉石濤複雜的心靈構圖，誠然值得加以玩味、深思。
建構台灣文學系譜：
九○年代以後
解嚴之後，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威權政治雖不再，文學上台灣的統獨爭議卻正醞釀擴大之中。葉石濤因應著時代的變化，整個九○年代除了繼續建構他的台灣文學系譜外，寫作上許多禁忌都逐漸鬆綁，從日據到戰後初期、五○年代許多隱藏多年的記憶一一化為回憶錄與小說。
葉石濤的回憶錄其實自一系列題為「府城之星，舊城之月」、在《文學回憶錄》（遠景，一九八三）上的文章就已開始，不過初期多以文學交遊與文壇史事為主，到後期則許多關於戰後初期與白色恐怖、政治犯生涯的心路歷程明顯增多，他的《女朋友》（晨星，一九八六）、《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前衛，一九九一）、《不完美的旅程》（皇冠，一九九三）、《府城瑣記》（派色，一九九六）、《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瀚音，一九九九）、《追憶文學歲月》（九歌，一九九九）、《舊城瑣記》（春暉，二○○○），以第一手的資料與親身體驗再現了一個作家的愛與死，寫他如何由一個地主之子、文藝青年成為階下囚，如何背負著白色恐怖的陰影黯淡地從事文學與教學，這些在回憶錄當中都有動人的刻繪。
而葉石濤以主角辜安順、簡阿淘寄託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台灣知識菁英，在白色恐怖下的心路歷程，這些解嚴後出現的另一批小說群，可以說正是一種「白色文學」，像《紅鞋子》（自立，一九八九）、《台灣男子簡阿淘》（前衛，一九九○）、《葉石濤集》（前衛，一九九一）、《異族的婚禮》（皇冠，一九九五）、《台灣男子簡阿淘》（草根，重排，一九九六），這些具自傳性的小說等於是在填補葉石濤空白的五○年代歷史；至於《西拉雅族的末裔》（前衛，一九九○）、《馘首》（派色，一九九一）、《西拉雅末裔潘銀花》（草根，增訂，二○○○），則以西拉雅族女性潘銀花「大地之母」的形象，顯示了作者浪漫與渴求母性慰藉的傾向，這類題材的描繪可視為一種自我救贖的表現。
葉石濤在九○年代的文學評論，如《台灣文學的悲情》（派色，一九九○）、《走向台灣文學》（自立，一九九○）、《台灣文學的困境》（派色，一九九二）、《展望台灣文學》（九歌，一九九四）、《台灣文學入門》（春暉，一九九七），基本上延續了鄉土文學論戰以來的「本土論」說法，但明顯的強化了台灣特殊性的面相，「台灣文學」之名已正式取代「鄉土文學」，成為指涉台灣作家的文學創作，他也提出多種族特性的課題，但這個「去中國性」與「多元化」的理想，在紛紜的島內政治與文學鬥爭中，毋寧還存在著可見的鴻溝有待跨越。
視台灣文學為志業
葉石濤的時代與教養鎔鑄了他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觀，在虛無主義（通常被美化作「多元自由」）瀰漫的今天，理想、理念如同「烏托邦」的代名詞，人們也許很難理解，文學，為何要這麼沉重與專一？因為葉石濤的時代早不是我們的時代，那個有左派思想薰陶、從白色恐怖覺悟的時代已然風流雲散。在〈台灣文學，啥東西？〉（見《展望台灣文學》）一文裡，葉石濤曾舉俄國杜思妥也夫斯基為例，說他因為信奉空想社會主義，對封建統治多所批判，遂被沙皇政府逮捕並判死刑，卻又在被槍斃前夕獲得特赦。葉石濤要說，當年的沙皇是誰人們已忘了，唯有杜氏的名永遠不朽，這裡彷彿可看到他將提倡台灣文學視為志業的信念：
這樣一個偉大的作家，在統治者的認知裡卻是一堆糞土，且惡作劇地判處死刑之後又赦免他。像耍猴子一樣。除非是對權勢和財富有用，否則在統治者的眼光裡，文學，只是啥東西而已。然而歷史卻證明永留青史的是受盡迫害的作家，而不是什麼統治者－－如沙皇。
葉石濤曾經使用過「地上的鹽」來形容自己（見《不完美的旅程》），不過他是用來解釋自己從事文學工作之平凡，似乎有如鹽之溶解於無形難以辨認一樣。但，「地上的鹽」可能也不妨解釋作，假使沒有無色無嗅的鹽溶在我們生活當中，也許我們就會食不知味，渾然不知這世界的愛與美。葉石濤的文學志業竟是這樣如鹽一般化入他自己的生活，化入整個台灣歷史的長河，從而喚醒了我們在日益貧乏生活裡消逝的美感經驗，說他的人與文學就是「地上的鹽」，誰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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