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

　阿扁已經「忍」不住了，要拚經濟不再「戒急用忍」了，於是藉經發會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這告訴我們：民進黨執政，急著要犧牲台灣人民福祉以及台灣的未來，而要造就台商以及想盡辦法要吞掉台灣的中國。

　台灣人民選擇政黨輪替，就是想請新政府能帶領台灣人民走自己的路，如今得到這樣的結果，真的是命運多舛，有語問天運難改。我們並不反對產業外移，更無權干涉台商出走，我們不甘心的是他們「債留台灣」。環視全球，沒有一個國家對於想併吞它的國家，有這麼優厚的待遇。

　假如無止境的「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眾多的勞工飯碗不保，說不定會淪為到外國當「台勞」或「台傭」。新政府在泛藍軍、商人及媒體三面夾攻之下，經發會已成為「以商逼政」、「以民逼官」的舞台。原期望經發會能救台灣經濟，得到的卻是相反結果，變成害台灣經濟。

　因為「以商逼政」、「以民逼官」原是中國併吞台灣的策略與手段，在李登輝執政時代，呼喚商人要「戒急用忍」，不要「大膽西進」，雖然不能阻止叛逆性強的人，但總是有些效果，而政府也不必承擔商人血本無歸的責任。這一措施當然引起親中派人士的反彈，把李登輝視為敵人，把國民黨下台說是李登輝的責任。阿扁上台，走投機主義，放棄支持的群眾，想「去李登輝」，向統派妥協，並不考慮如何向台灣人民交代。

　好在「台聯黨」在李登輝號召下匆匆成立，給台灣人民多一種選擇，不必忍受「親痛仇快」的椎心之痛！急著投入中國懷抱的那些人，所持的論調都是荒謬絕倫，一眼看穿的東西，卻被阿扁看上了。

　他忘了中國主辦今年的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台灣的代表全被降格，阿扁想參加高峰會不但被拒絕，連他派的代表辜振甫都被拒絕。在這種只把台灣當做是它一部分的政權，阿扁還不提高警覺，還一步一步投靠。經發會似乎把「戒急用忍」看成罪大惡極，是台灣經濟不景氣的罪魁禍首，事實不然。

　台灣對中國投資已經夠多，替中國賺三百多億美金的外匯存底，這還嫌少嗎？而且已對台灣經濟造成重大衝擊，資金流血輸出，台灣已被掏空；企業紛紛出走中國，以致台灣關廠歇業，失業率升高，到底這是誰之過？扁政府不顧廣大勞工，不思國家安全，棄守戒急用忍，畫了「台灣優先，全球佈局，互惠雙贏，危險管理」四個大餅，能給失業的勞工充飢嗎？台灣經濟之所以不振，有國際經濟大環境因素，並非全因沒有赴中國投資，沒有大三通所造成，怎麼可以怪罪戒急用忍呢？香港回歸中國後，當然沒有戒急用忍，更不知有幾通，但是經濟還是每下愈況。

　最近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ＥＩＵ）一項最新評估，對六十個經濟體的工商環境評等，台灣由第二十一位晉升到第十八位；香港由第三位退到第十位，其中因素有些是因為管制政策與政治方面的改變所造成。

　有趣的是，中國雖然由第四十四位升到第四十一位，排名遠落在台灣之後，那些商人怎麼捨好環境而趨壞環境呢？（作者顏敏雄╱新雲林之聲電台「認識台灣」節目主講人）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

　當八月十三日小泉首相實踐諾言，前去靖國神社參拜後，國內媒體多用「不顧國內外輿論的強烈反對，小泉終於…」的開場白來報導，並且只集中報導反對靖國神社參拜一方的說詞，好像小泉是個一意孤行的右翼政客而已。

　這樣的報導方式，很不負責而且偏頗，誤導台灣民眾對現代日本社會的認識。事實上，這十年以來，在日本的輿論界，右派的抬頭相當明顯。所謂「抬頭」的意思，也就是說，原來的日本輿論界主流是由左派所主導（在教育界尤其如此，「日教組」的勢力龐大），少數的右派好不容易開始掌握發言管道。

　原本毫無銷路可言的保守派各種論著，在九○年代不景氣的書市中，屢屢締造佳績，動輒數十萬冊的銷路，跌破觀察家的眼鏡。問題是，為什麼右派能在輿論界發揮影響力，逐漸引起日本人民的共鳴？靖國神社參拜，以及中學歷史教科書問題，其實都是在這個問題的延長線上，只不過上演的地點換成了政治的舞台。對於這一系列的問題，中國與韓國的解讀，仍一口咬定舊日本帝國軍國主義復甦，反應異常激烈，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日本的舊軍國主義真的復甦的話，老實說，不只中、韓或亞洲，甚至美國也會跳出來試圖阻止。

　但問題是，歐美各國對日本的理解，並沒有導引出這樣的答案。而綜觀日本內部的輿論界，就算是和右派勢不兩立的左派陣營，也不至於直接攻擊對手就是軍國主義復甦。靖國神社參拜事件，左派祭出了二大法寶，企圖牽制小泉的參拜：

　一、違反憲法明訂的政教分離原則（第二十條、第八十九條）。

　關於這二點，小泉總理並沒有不接受。八月十三日他是在個人公務休假期間前往參拜，並且自掏腰包花錢獻花，他也沒有舉行任何拍手、奉祀玉串等神道儀式；不僅如此，他很早就聲明，是為了數百萬的戰歿者前去憑弔，絕非為了十數名Ａ級戰犯前往。

　因此，左派的這兩點訴求，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左派祭出的另一面大旗，就是批判小泉此舉將會嚴重傷害亞洲鄰國的人民情感，有損外交關係；並且配合了中、韓二國的反對聲浪，對小泉總理構成極大的壓力，幾乎動搖了小泉內閣陣營之團結形象，最明顯的就是外相田中真紀子的脫線演出。

　在七月二十三日東南亞國協外相會談中，她在聽完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的抗議後，不僅沒有當場替首相做任何辯解，反而於事後面對記者表態，希望小泉不要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一個外交部長在國際外交場合，發表與自家總理相左的言論，日本輿論為之嘩然，質問她「到底是哪一國的外交部長」。

　不過，最糟糕的演出者還不是她，而是唐家璇。唐家璇略諳日語，常以此沾沾自喜，喜歡在日本人面前露兩手。這一次，他可是弄巧成拙、栽了個大跟頭。就在唐家璇與田中會談完之後，面對眾多來自日本的電子媒體鏡頭，他毫無顧忌地以日語丟出一句：「我已經言明，教他甭去了！」然後面帶不屑的表情，掉頭就走。這句話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不論左、右派媒體都大加撻伐。

　對於他國的首相，一國的外交部長竟然使用日語中面對晚輩下屬的「yamenasai」命令句型，無禮至極，違背外交常理；更何況唐家璇所使用的「言明」二字，由於發音和日語中另一個詞彙「嚴命」相同，也引起議論，到底是「言明」還是「嚴命」？前者在日文中，已經是相當不客氣的語氣了，如果是後者的話，當然更不可饒恕。所以，左派原本所依靠的來自中、韓的壓力，反而被日、中二國外交部長的合作脫線演出，導致破局。

　尤其在小泉開始感受強烈的外交壓力，漸漸鬆口說出他必須要再多多考慮等的節骨眼上，他們二人這種傲慢的言行舉動，反而造成日本國內一致反彈，使得一些原本感覺無所謂的中間民眾轉向支持參拜。

　左派立場也因此更加為難，無法再訴諸外國壓力之利器。也就是說，批判小泉參拜行為將會嚴重傷害亞洲鄰國的國民情感，這種說法猶如劍之兩刃，用得不好，反而嚴重傷害了日本人的國民情感。問題的本質也就出在這裡。

　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大家都忘了，日本人也有他們的國民情感。在我看來，這次小泉之所以提出要去參拜，打從一開始，就是基於感情因素；提出之後，歷經內外煎熬，他也曾經一度猶豫。但是到了最後關頭，他說，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前往參拜。那麼他「深思熟慮」所憑恃的是什麼？在我看來，毋寧是日本人的國民情感站在小泉這一邊。小泉這個人，過去在日本政界被稱為「怪人」，因為他在自民黨政界中獨樹一格，他是歷來唯一沒有在國會議員會館以外的地方設置辦公室、卻能登上總理寶座的人。

　也就是說，他和地方的利益集團幾乎沒有掛勾，對手也找不到他和任何企業有來往。因此，他可以大談經濟改革，獲得人民的信任。在上一次自民黨總裁的選舉中，有一份宣傳單，要四位候選人寫下自己最受感動的書籍。

　其他三位都寫了好幾本，唯獨小泉只列出了一本。當時大家都勸他，不要那樣特立獨行，應該多列一些，討好更多人，可是小泉還是堅持。那一本不是什麼偉大的世界名著，而是任誰也沒聽過、日本戰時「海軍飛行預備學生第十四期會」所編的”啊！同期之櫻”。一本海軍特攻隊緬懷隊友為國犧牲所編輯的小書，卻比任何世界名著都深深打動了小泉的心。

　所以，小泉會發出肺腑之言：「帶著不可再啟戰端之念，我以總理身分去向為國家奉獻犧牲、而不得不上戰場的二百多萬將士亡魂致敬。做為一個日本人，這是非常自然的舉動。」在當首相之前，他也經常去靖國神社參拜。如果我們說，在他未當首相之前，宣稱要去參拜或可獲取軍人家屬的選票，有其政治利益；但是，經歷七月廿九日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大獲全勝之後，小泉地位穩若泰山。

　就政治的觀點來看，靖國參拜並無太多政治利益可言，反而要在外交上付出慘痛的代價，是一個很不划算的舉動，可是，小泉卻依然做出了感情的抉擇。縱使如此，作為一個歷經磨練的政治家，小泉也不至於愚笨到會去違背民意。事前，經由總理官邸的民意調查，有高達八十％的民意支持小泉的參拜。或許有人會說，這個數據不準，在民主國家中依主事者的態度，民調往往會有可操弄的空間。

　事實也的確如此，先前左、右派報紙如朝日、產經都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民調，但是如果看日本Yahoo的網站投票（大概沒有人敢說Yahoo是偏左或偏右），不論是事前的投票，或是參拜後的投票，贊成參拜行為的網路族都高達六成五；反對票約佔三成。

　可見小泉此舉並非毫無憑恃，說他抓得住日本民心，也不為過。妙的是，左派陣營大將田原總一朗，在"週刊朝日"的評論文中也吐露：「說句老實話，我的感情和小泉首相其實差不多。

　」他也曾對中國人辯解道：「所謂Ａ級戰犯既然已被處刑，他們的罪，就僅止於本人，死去之後，遺骸本身是無罪的。

　在日本，大多數人都認為，人一死就成神，也成佛了。」由此可見，這個民間普遍的死者即成佛的觀念，連左派陣營本身都無法否認，這種面對死者的宗教文化深層觀念，只要參加過日本葬禮或對日本文化略知一二的人，其實不難理解。更何況，八月十五日正好是日本民俗上的「盂蘭盆會」期間，如同清明節，家家戶戶悼念死者，供養亡魂。但問題是，日本人面對死者的文化與態度，和中國差異懸殊。

　如果日本人知道古代中國文化中「一人犯上、誅連九族」的觀念，或是晚近文化大革命中，勇於批鬥父母、親友甚至祖宗八代的觀念，恐怕會大大地咋舌。

　中國的這種觀念，不但和日本文化中對死者的觀念有明顯差別，和現代國際普遍的法學觀念中「罪惡僅止於本人，不可能牽連其子女」的觀念也頗不相容。不過，話說回來，對過去因為戰爭而失去寶貴性命的父祖輩，要以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台灣也有同樣的問題。

　面對死者的文化，其實台灣人也是寬厚的。不少人的心目中，蔣介石猶如「Ａ級戰犯」一般，卻未聞「誓死反對慈湖謁靈」。這一次，台灣政府的發言讓各界感到不滿，其實也反映了這六十年來，台灣的戰後反省尚未開始，更遑論結束。

　台灣總是依據著國民黨教育的邏輯，紀念七七事變，年年慶祝台灣十月「光復」。當年，國民黨來到了台灣，將自己定位成戰勝國，忘記了廣大人民的切身感受，也就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因此數十年來，擱置台籍日本兵向日本索賠的問題，也不盡力向日本政府追究強徵慰安婦的戰爭性犯罪問題。

　那麼，台灣人民的感情究竟要怎麼擺？謝啟大委員抗議民進黨政府的反應遲鈍，忿忿不平地道：「好像不是中國人一樣。」其實她說對了！台灣人本來在這件事情的感覺上，絕對不是中國人。台灣人是被迫出征到中國、東南亞、太平洋戰場上的被殖民者，台灣人的父祖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和日本大多數的兵士一樣，都是「為了國家奉獻犧牲，而不得不上戰場」。

　可是，在二十多萬將士中，有三萬多條冤魂到今天仍沒有人憑弔致敬。只有李登輝曾憑弔過高砂義勇隊隊員，立碑道：「靈安故鄉」！如果想一想台灣在二次大戰中的位置，我猜謝長廷就不會放馬後砲說「不贊成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尤其是謝主席今後還要領導民進黨組成友好協會，肩負起對日外交的重責。

　我會建議他不必事後批評他國首相的行為，如果他改口說：「我們很能理解日本人的國民感情，我們台灣也有類似的困境，希望今後我們兩國能互相理解過去共同的歷史，反省戰爭的罪惡，以理性的態度處理戰爭責任問題，也攜手努力，為亞洲區域和平做出更大的貢獻」之類的話，我相信，台灣會因此多結交一個朋友，何樂而不為？（作者黃智慧╱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

祭拜「市場中國」社會與勞動福利當祭品

　終於，我們好像可以看到了階段性「新共識」的曙光：「一個市場的中國」。當然不是所有政治上的重疊共識，都會是有利於全民福祉的增進和道德上適切妥當的。除了對社會與勞動福利的直接衝擊外，還有更多值得觀察和仔細衡量的政治後果。

　在泛國民黨政團「反台獨」和「反社會福利」（無論是核四案，還是老年津貼）的強力「助陣」（杯葛）下，民進黨內右翼成員得以同時在政治和經濟主張上，取得黨內的絕對優勢。

　「聯合內閣論」和「社會福利暫緩說」，讓傾向經濟自由主義的民進黨右派有了相當的政策空間當籌碼，來和泛國民黨政團從事議價談判與達成階段性妥協。以經濟全球化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一些持著市場烏托邦主義的資產階級們抓著增進國家競爭力當成無上的理由，開始積極地拆除市場和資本自由的重要障礙。

　那包括了不只是社會與勞動福利所附帶的成本負擔，也涵蓋了兩岸政策中的「戒急用忍」原則。相對於泛國民黨政團的「政治中國」主張，相信「世界市場」的經濟自由主義者總是要求我們務實地拋開國家認同問題，以「市場的中國」來謀取台灣經濟成長的第二春。

　於是，我們看到了經發會的許多建議，除了還是以更多優惠的賦稅條件來改善企業投資和經營環境外，突破性的議題則是環繞著如何一面積極鬆綁現有政治限制，一面要降低社會與勞動的管制和附加成本。

　「市場化」中國議題絕對是個一石二鳥的策略。首先，它提供了「戀中國情結」的有力安撫，特別是提倡大三通的議題。其次，經濟成長至上的發展論調則可以填補舊國民黨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至於被犧牲的社會與勞動福利，則因為其價值優位次序上的次要性，將成為這些無上價值目標下的祭品。雖說這樣的犧牲是否值得，偶爾還是會引發一些質疑。即使是在被定調為急統論的新黨中，也不能不質疑這些建議對台灣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影響。

　但某立委的內心不安，也不得不面臨魚與熊掌如何兼顧的老問題。即使是市場化的中國，在統獨政治上也遠比那些只強調台灣本土勞動者和全民福利的主張，來得更為政治重要和優先。這是泛政治化經濟問題的不得不後果。現在，以市場化和經濟自由主義來取代統獨爭議，已確認了台灣「新中間路線」的政治真義。在民間社福團體要求下召開的「全國社會福利會議」，則在這路線內被嚴格的定調。

　在剛舉行過的籌備會議中，社會福利討論議題只被範定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志工化社會福利，一是福利與經濟的關係。志工化與自願性慈善本來就是和市場自由競爭一起並行，共同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的一體兩面：在歷史上，共同反對國家以法律強制來介入和干預貧窮、失業與不平等所構成的社會問題。

　從統獨政治抗爭，衍生到經濟自由主義對社會與勞動福利的市場宰制，這當是台灣在新世紀元年所要面對的最基本問題。（作者張世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澄社社員）

　為了向日本政府表達台灣人追求國家認同的堅定意志，在日台灣同鄉會林建良會長及台灣研究論壇於八月八日發起遊行活動，抗議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侵害基本人權，將在日台灣人的外國人登錄證上「國籍」一欄登記為「中國」，完全無視台灣並非中國一部分的政治事實，成為中國企圖併吞台灣的幫凶。

　遊行路線由銀座經東京車站至大手町的出入國管理局，此區為日本的政治中心，官廳公署等重要行政機構有半數以上集中於此，是遊行示威的黃金路線。當天約有二百人參加，包含在日台灣人教會及關心台灣的日本朋友。在與日本友人交往的過程中發覺，日本是一個相當「惜情」的民族，懂得珍惜生命中曾經邂逅的每一段記憶，尤其是年紀較大的世代，他們當中有的是日治時期出生於台灣，有的是曾在台灣居住過一陣子，時間或許不長，但皆對台灣心懷感謝而保有一份回饋之情，甚或將其化為具體的行動。

　此次遊行中即有多位懷念台灣的日本歐吉桑熱心參與，表達他們最直接的支持。每當與這些前輩們談及台灣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的困境，總讓我感慨萬千。相較於一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受台灣栽培卻絲毫不懂得感恩，至死不願意認同台灣的新住民，這些日本前輩實在有情多了！歷史的因緣際會讓老一輩的日本人有機會接觸台灣，自然地對這塊曾經駐留的土地多了一份關心。然而，許多中壯世代及年輕的日本人卻也展現了對台灣的濃厚興趣，這點令我感到好奇。戰敗後的日本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特別是國家觀念的失落。

　二次大戰侵略國的歷史罪名讓他們感到歉疚與羞恥，強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反省所衍生的劣等意識，使多數的日本人視國家議題為禁忌，彷彿只要談到「國家」二字即會被貼上「軍國主義」的標籤，避之唯恐不及。

　例如，針對小泉總理大臣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各黨派爭先恐後地表態反對，便是「國家恐懼症」的典型症狀。此外，跨國調查報告也顯示，日本人的愛國心指數是全世界最後一位，反映了戰後日本整體的自卑情結。然而，潛意識裡他們仍然充滿對國家的渴望，期盼日本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強國，回復大日本國的威望，這份說不出口的願望、想做又不敢實行的壓抑，卻在鄰近的台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台灣人毫不掩飾追求獨立建國的決心，堂而皇之地訴求國家意識，這份瀟灑是令日本人羨慕的。無獨有偶，台灣的國家觀因中國的侵逼而加速凝聚成形，並且在中國的強勢威嚇下展現了高度的抗壓性。相對於此，日本政府對中國的唯諾態度和弱腰遷就的處理模式令日本國民感到不快，轉而同情台灣。

　除了正義感和道德勇氣的驅使之外，關心台灣的國家定位對日本人而言，未嘗不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移情作用，同時也是表達了不滿日本政府過於屈膝的中國政策。近年來的日本社會瀰漫一股虛無的氣氛，泡沫經濟瓦解後的蕭條帶來了人心的浮動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家庭功能和教育體系也遭受時代變遷的衝擊，大環境的急遽變化連帶地改變了傳統的價值觀和既定的人生目標，這樣的改變在年輕世代的身上尤為顯著。

　許多成年人擔心現在的年輕人變得冷漠、太自我中心，對國家社會的「公眾」領域毫不關心，這一點從每次的選舉投票率隨著年齡世代的下降而呈直線下滑的現象可略窺一二。不過，令人驚喜的是，在這次遊行的隊伍中，竟然有不少日本年輕人主動參加，他們有的是在網路上得知國籍正名運動的消息而自動前來，有的是曾經去過台灣旅行而愛上台灣的風土人情。

　每個人或許出於不同的理由來支持遊行活動，但共通點是欣賞台灣人追求國家尊嚴的勇氣和毅力，並認為台灣人是日本的朋友。國籍正名運動只是一個開始，距離目標的達成仍有一段路途。

　但是，有這麼多真心喜愛台灣，關心台灣的日本朋友給予鼓勵和協助，縱然辛苦，在日台灣人並不寂寞。（作者曾齡儀╱在日台灣同鄉會理事，東京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學生）　

台海和平以實力作後盾

　八月十五日晚出席「世界和平．台灣發聲」大會，深刻體會呂副總統及許多民間熱心人士用心良苦，為台灣永續的和平努力發聲。

　呂副總統一再強調台灣不是trouble maker（麻煩製造者），而是peace maker（和平締造者）值得全民傳誦。晚會上應邀致詞的五位和平獎得主多以「TAIWAN」稱呼我國，而台上的各種歌唱舞蹈表演，多采多姿，唯一遺憾的是在一場穿著各國服飾表演的兒童呼求和平舞蹈劇中，只見「中國娃娃真可愛」的邊唱邊舞，卻未見「台灣娃娃」的出現，難道台灣娃娃面臨中國的文攻武嚇，只好噤聲，不敢登場表演呼求和平？而一位女性司儀也不時以「中國人」自稱，致使國際人士混淆不清。

　晚會中也用現代科技資訊傳送的方式，寫信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表達台灣人民追求和平以及參與國際社會的強烈意願；其效果如何，有待觀察。

　台灣民間各界實際上可以運用各種管道與方式，發出台灣人民愛好和平的強烈意願。無論個人的國際貿易接觸、出國旅遊，尤其藉著國際民間組織，如宗教組織、扶輪社、青商會、獅子會、婦女論壇、醫師協會……等等集會，盡力傳布台灣人愛好和平的歷史事蹟與意願。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年來積極參與普世教會組織與各種活動，不斷地利用各種場合與方式，表達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是全世界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之一，極願意與周邊的菲律賓、中國、日本、韓國與南太平洋諸島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期望普世教會人士能依據聖訓，多方祈禱關切台海和平與公義。

　海外台灣人社團也努力為台灣發聲，最近在日本的台灣人發起國籍登記把「中國」改為「台灣」，為台灣正名，更顯示台灣人在日本社會中熱愛和平的本質與特性，與好戰的「中國人」有別。

　這項正名運動值得台灣國內的政府與人民全力支持。「世界和平．台灣發聲」亦不應停留在一廂情願的表態而已，應當實事求是，建立有實力的和平，始能嚇阻敵國的輕舉妄動。除了促進國防現代化之外，應學瑞士，全體公民不分男女皆受基本軍事與民防訓練，展示保家衛國的堅定意志。

　台灣國內林哲夫博士等引介民眾防衛（Civil-based defence）觀念與系統之建立亦是刻不容緩的要圖，使敵人縱使以武力侵佔台灣，台灣國民展示非武力的集體抗爭與不合作行動，全面癱瘓其統治機器，終必使侵略者得不償失。

　台灣全體國民配合海外僑民共同努力進入國際社會，加入聯合國，亦是建立有實力和平之道；因為聯合國憲章規定，聯合國會員國不能以武力侵犯其他會員國，一旦戰爭爆發，安全理事會必須緊急召集，當事國須迴避，大家商議採取有效措施，經濟制裁或派遣維和部隊馳赴戰區，終止戰事，為何對岸中國政權極力阻撓與打壓台灣進入國際社會，加入聯合國，就是企圖使台灣陷入孤立無援，好讓他們任意宰制，甚至武力侵犯，我們全體台灣國民必須深入洞察中國此一政權陰謀，不讓其得逞，始能真正維護台海與世界的永續和平。

　前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雖言「台灣經濟的黃金期仍未結束」，但語意中卻隱然有「距離結束期已不遠」之意。

　如果美國的經濟景氣果真在未來一、兩年內復甦，那麼台灣當然有餘溫能重拾經濟蓬勃發展的光輝歲月，只是此一光輝的歲月，可能也僅止於是迴光反照罷了。

　因為台灣四、五十年來已然將最根本的生存環境破壞殆盡，同時也沒有將好不容易付出「環境破壞」之慘痛代價而賺得的大量外匯投注在Ｒ＆Ｄ和環境優質化的希望工程之上，而是大量消耗在物慾的泡沫化以及出走到西方國度（台灣生活環境惡質化所致）與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惡化及商人追求近利所致），因此台灣往後將長久處在「滿佈生存危機與高度發展不易」的兩難夾擊下，終致於翻身不得。

　這是往後要永續生存、高度發展的最大危機，也是刻不容緩必須馬上傾全力加以解決的兩大至高無上的國家大政，也是一千多億美金外匯要大力灌入的兩大希望工程。上一代的人、這一代的人，要深得後代子孫的感恩與尊敬，就看有否為他們創造一個「優質環境的未來遺產」而定。

　光是細數日本日光一帶的千年神木（而且樹頂上裝設避雷針、樹幹上拉鋼線，防止樹倒塌時壓到千年的神社古蹟）就大大的多過台灣全島所有，以及在海灣邊的山坡地大量造林生成植被涵養水源、微生物，以滋養海灣裡的蚵場，當可知代代的日本人是如何的重視環境生命力的保護與傳統文化的保存，也當可知代代的日本人，將永遠深得其後代子孫的尊敬與感恩，而永續的良性循環下去。

　為了台灣人民未來能永續的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同時得以高度的發展。除了投入更多的資源從事研發，不斷的提高教育水準和技能層次，避開中國大陸中低層次產業的正面挑戰之外，更應投入相同的資源，利用可能高達百萬的失業大軍，使之成為環保大軍（救百萬蒼生，不是救即將被淘汰仍想搶奪國家資源的不肖企業主，別搞錯了），投入「環境優質化的希望工程」，否則如果「大地之母的生命力一旦死滅」，則再怎麼拚眼前短暫的硬體經濟和長遠的軟體、知識經濟，都只會是海市蜃樓，還是被「無止盡的物慾消耗掉，終致於回頭反撲毀滅掉人性與生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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